一﹕前言
作為在香港生活的中國人或位處北京的中央政府，對思考管治香港一事，必須科學務實。科學務實並不表示與其他的視角必然地相抵觸，切記﹗很多慣性的思考路線總是採取對分方法，因此經常誤認為非此即彼或互不兼容，這實在是很危險的慣性思維。有些情況的確存在對立的局面，美國的各個州與華盛頓便常有衝突，因為州的利益與國家的利益不一致，也不能夠一致。同理，香港 (或中國各省市) 的利益與北京的利益也不一致，因為不可能一致。但著眼於國家大局，美國各州與華盛頓的立場「應該」可以統一起來﹔同理，香港與北京的立場亦「應該」可以統一起來。
二﹕公私有別
香港與中央政府之間可以協商的地方很多，主要的問題是香港與中央政府之間沒有良好的協商機制，其中一個原因是現有的協商渠道被商人壟斷。商人性格現實 (注意﹕是現實，不是務實﹗不是說商人不務實，雖然有些商人的確不太務實，我這裡談的是商人現實一面的性格。)。商人的主要理想是利潤的增加或對利潤的保障。愛國商人不是沒有，但秋謹女士痛恨的買辦類居多數。這是性格使然。
管治一地一國與管理一間公司是兩回事。我們害怕的是中央政府還沒有弄清楚這兩個概念，誤以為商人治港為最有實效的模式。
首先，國為公，(企)業為私﹔兩者在性質上已十分不一樣。管理一間公司，只需對老闆或自己負責，衡量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利潤。近年，企業家喜歡講企業文化，但公司的利潤一旦減縮便手起刀落 - 裁員，毫不手軟﹔因此可見，一到利害關頭，利潤是屬於公司的，而公司的核心成份不是工人。但國家的核心成份為國民，一城的核心成員為市民。就城市而言，管治出現問題，只能夠炒上位者，不能犧牲市民。商人治國則會以維持公司利潤為目的，將裁員的一套用在一地的管治上，結果是犧牲了市民。回歸以來，香港市民與港府的眾多衝突其實都與政制無關，都是商人治國妄顧草根市民的民生利益造成的，結果港人將怨氣轉嫁到中央政府身上。歸根究底，是中央政府誤信商人治港模式，用錯了管治人材。
只要港人在生活上 (工作﹑住屋﹑教育等) 得到足夠的尊重，港人肯定有耐性接受一步一步走的政改。香港人在殖民地時期的表現就是一個指標。過去幾年，港人對「政制」的不滿反映出來的其實是生活不被治港商人所尊重。中央政府必須認真理解這個關口才能解決香港的政治煩惱。
三﹕不是仇富，是仇貪婪
上述意見容易給腦袋空洞，誤以為聯想就是思考的蛋頭指為仇富或或催使他們走向仇富。我們不想在這方面浪費筆墨。但我們想摧毀一個神話，就是商人的利益必然與草根的利益對立。
對立是有可能的，但在此一事上，商人佔有主導地位。對立與否，視乎商人對利潤的取態。不加克制地謀取利潤是造成社會上的仇富心理。但說實話，「仇富」是有心人的刻意誤導。針對商家不予克制地謀取利潤的行為，草根市民仇的是貪婪﹗不論誰做下任行政長官都要切記於心﹗事實上，任何一任行政長官都要有這樣的一個認識。
中央政府的問題是選擇了一個被香港商家敲詐的位置，害怕資金的流失，因此造成一個籠絡的局面。但香港今日的成就不單是幾個大商家家族的能力的體現。香港的成就是香港人整體努力的成果。去者自去，留者自留，更能培養本土意識。留下的位置，不怕沒有本土的年青企業家取而代之。九七前後的移民潮就是最好的證明﹕有多少返回香港﹖有多少失意外地﹖說實話，百年的經營建立了政經背景，香港已經是個容易搵錢的地方，實利的商家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基業。
美式資本主義分化社會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在美國破產的一刻，美國銀行的利潤率竟高達571% [註1]，大公司盈利達到史無前例的高峰，比如福特的2011年收益淨額為202億美元 (2010年為66億美元)，是該公司的109年歷史中第二高收益的一年。[註2] 此其時，2010年及2011年的失業率皆接近12%。[註3] 這是美國勞工署的數字，應該略為偏低。2010年，有4.6千萬美國人靠糧票生活，再創新高，佔全美國人口的15%。[註4] 今日，這類美國家庭都被稱為「糧食不穩」(food insecurity)，因為在2006年，小布殊政府私自停止使用「饑饉」(hunger) 一語，改用「糧食不穩」。[註5] 所以今日的美國仍然富裕，沒有饑饉﹗
美國小布殊政府的「糧食不穩」，就是中國西晉惠帝的「何不食肉糜﹖」，也是香港唐英年的「年輕人應該反問自己，為甚麼做不到下一位李嘉誠﹖」，都來自同一智慧及道德水平，只是版式各異。智慧一如出生富貴之家，沒有選擇，外人無權譴責，但出生良好，一生要風得風﹑要雨得雨，道德水平卻嚴重低下，這才是一個問題﹗
香港選行政長官與美國社會有啥關係﹖有﹗今日的美國是中國必須警惕的例子。上述景象就是商家貪婪的面目。
反觀香港，任扶貧委員會主席的唐英年家藏千支紅酒，要另租二千多呎的酒倉置放，香港卻有16,500人 (是人，不是紅酒﹗) 生活在6 x 2.5呎的籠屋中 [註6]，這就是貪婪的面貌。我們還要加一個評語﹕可恥﹗
唐英年先生終日笑容可掬，不是無因﹗
沒有為弱勢階層設立民生保障機制，沒有平衡開發及環境保護的政策，等等等等，放任自由競爭 (何況公平競爭本來就是資本家創造的神話﹗) 的社會就是弱肉強食的社會。這樣的社會不是我們理想中的香港，也不是我們理想中的中國。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容許貪婪的制度遲早出事。
此所以我們去年已預測，唐英年任香港行政長官，香港必然出事。唐英年做得一年，未必做得兩年﹗
社會不是商人的私有產業。你貪得無厭，我革你命，常理乎﹖
假如弱肉強食為社會法則，森林之內，我們不需要政府，亦不需要制度。香港的大老闆們敢在完全無規則的環境內與草根民眾「自由競爭」嗎﹖
四﹕不堪回首
以史為鑒，講的多，實踐的少。
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的失敗有兩大因素﹕一為外圍因素，一為內圍因素。
外圍因素十分強大，不能歸咎董生，雖然外圍因素間接暴露出董生缺乏管治能力。1997年，董生上任，香港房地產及股市已經開始泡沫化。隨即發生的是由索羅斯帶頭的美英金融海盜策劃的亞洲金融危機，做空港市，意在中國。時為1998年。2002-2003年又發生非典。房地產泡沫化則從1996年左右一直延續到廿一世紀，以2003年為頂點。這些都是沉重非常的壓力，對因循保守的政府或許還好些，對好大喜功，冀望任內成就一切的董建華政府則變得雪上加霜了。
可能是首任的關係，擺了一個有點要討好中央政府的姿態，在一個接一個出籠的政策上便表露無遺。隨便參考一下維基百科的《董建華》詞條，在其任內，推出的政策或方案有﹕教育改革﹑百萬五建屋計劃﹑高官問責制﹑基本法第23條立法﹑西九文娛方案﹑中藥港﹑解散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數碼港﹑強制性公積金﹑領匯等。當然還有筆者最討厭的興建全球最小型的迪斯尼樂園和接手2005年的世貿部長級會議。前者喪權辱國，幫人家發展一個氣數已盡的蝕錢項目，還要用港人的血汗錢去保障美國佬賺錢，後者自己攞苦黎辛，對香港全無實質性的意義。
如果港人能夠冷靜下來，思考一下上述政策或方案，不予政治化，其實不難發覺，大部份政策或方案都能夠強化本土意識﹑民生及香港的國際性地位。差的卻是天時地利人材皆缺。在房地產開始泡沫化時推出百萬五建屋計劃顯然失策﹔高官問責制推出後卻問而不責，突顯官官相衛的政府架構﹔回歸前後，泛民有政治化所有議題的嚴重傾向，此時強推第23條明顯是政治意識缺失。
行政長官憑什麼在五年內可以策劃及推展那麼多的政策或方案﹖顯然，如果不是好大喜功便是要討好中央政府，我們則認為兩者皆是﹗假如董生能夠集中專注一兩個項目 (比如教育改革 [註7] 及中藥港)，即使搞得不好也不應該太失敗。結果是官商勾結，數碼港變成地產項目﹑中藥港人間蒸發﹑第23條促成每年的七一﹑迪斯尼樂園成為美商的殖民地﹗
曾蔭權是個輕浮的二等公民，一個只懂得執行殖民地總督下達的指令的官僚。他的2007年競選口號是「我會做好呢份工」，其實與英語版的競選口號「I’ll get the job done!」有微妙的差別。後者的「get the job done」有「被分派」一份工作或一個任務後向長官或老闆承諾完成工作的意思。這個意思在粵語版是沒有的或不明顯的，但英語版更好捕捉曾蔭權那聽令的二等公民性格。七年任內，曾蔭權的政積乏善可陳，正說明曾蔭權只能擔當執行的角色，沒有領導者的能力。十大基建中有多個項目來自董建華時期的既定政策或方案，將九年免費教育延長至十二年也是順著董建華任內的教改政策發展出來的。
曾蔭權的上位與唐英年的上位是命好，不是能力使然。弱智如小布殊也能夠連任美國總統，曾唐兩位先生在香港這個小地方加官進爵又有什麼不可以呢﹖
但對香港和中央政府來說，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擺脫商人治港或二等公民治港的錯誤步伐﹖鄧公說摸著石頭過河，假如有錯不改還算務實嗎﹖
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說﹕上述煩惱已是明日黃花﹖
五﹕唐英年的問題
我們的上一篇評論主要提出我們支持梁振英的理由。本文是要解釋我們反對唐英年的原因。
我們不支持唐英年出任行政長官的原因有三個。
第一，唐英年的智商很有問題。
2011年11月，教聯訪問三千多名教育界從業員，結果32.16%支持梁振英，支持葉劉淑儀及范徐麗泰的分別有接近8%。唐英年得7.44%。這是一個非商界的指標，希望中央政府關注。
在同一個報導中，有以下情節出現﹕「被問到他的思辯能力是否不及梁振英，唐英年表示，他在政府工作多年，擁有豐富經驗，『有時我講話的速度會快，因為我太熟裏面的內容，不過下次我會有耐心再解釋』。」[註8] 思辯能力跟講話快慢有什麼關係﹖沒有。有人講得快，但不著邊際，內容空洞﹔有人講得慢條斯里，但同樣可以不著邊際，內容空洞。
就好像唐英年回答這位記者的問題一樣，問題與政策無關，不存在熟悉與否的情況，但唐英年先生的回答卻仍然不著邊際，全無理路可言﹗
事實上，熟悉政府事務及政策內容應該更能夠有條理地解釋政府事務及政策內容，如果不耍推搪手段的話，但唐英年先生卻提出一個莫明其妙的理由﹕因為太熟悉，所以講不清楚 (學校的老師們記住了﹗)。這個回答本身便印證了該記者及港人的一個普遍判斷﹕唐英年的思辨/思維能力的確有問題。
唐英年最後的一句假謙虛更笨黜得離譜，進一步暴露出他的智商低下。「... 不過下次我會有耐心再解釋」﹖原來唐生根本就沒有耐心向我等小市民解釋政府事務及政策﹗
這是一個講多錯多的上佳例子，唐生顯然缺乏對焦能力。他根本不能抓住議題的核心，對議題的脈絡亦茫茫然，魂遊太虛。難怪唐營遲遲不讓他與人辯論，參選了這麼久連參選政綱也不敢放上台面，讓港人有個了解。
上述只不過是眾多例子中的一個。比如「對於其富家子弟身份的『原罪』，為爭取基層支持帶來包袱，他自言個人出身無得選擇，但如何服務市民路線則可選擇。」[註9]
這是另一個對焦能力缺失的例子。香港人不是因為唐生身為富家子弟而質疑他的能力。我們提出他的富四代身份是有個獨特的脈絡的。因為唐生不懂人間疾苦，自己有上三代的家業做後盾也做不到李嘉誠卻反問香港的年青人「為什麼做不到下一位李嘉誠」。因為唐生對現實生活中掙扎的中下階層只具白痴般的認識，故而「彰顯」他的富四代身份。港人質疑的是他那晉惠帝一樣的弱智及無知，不是他的富有出身。富有出身加亮了他的弱智及無知。
第二，唐英年嚴重缺乏道德責任感。
上述的「為什麼做不到下一位李嘉誠?」例子不單暴露出唐英年先生的弱智/無知，更暴露出其笑臉下的冷漠，而且冷漠得可怕。
在接受〈南華早報〉訪問時，唐英年對地產霸權的回應是富商李嘉誠、李兆基等的財富是努力的回報。這當然是再一次與地產霸權的指謫風馬牛不相及。兩位李生努力積聚財富從來不是個問題。地產霸權的意思是地產商壟斷了香港的資源，謀取暴利，因此妨礙社會的均勢發展。但對唐英年來說，妨礙社會的均勢發展不是問題，在缺乏均勢發展的社會的年青人做不到在財富上凌駕整個亞洲的李嘉誠是香港年青人自己不夠努力﹗
言下之意，香港社會在這方面沒有問題﹔既然不是問題，如果唐生有幸出任香港下屆行政長官，他也不會處理這個不是問題的問題。這不是地產商的問題﹑不是政府的問題﹑不是行政長官的問題。責不在我，閣下自理是唐生對社會責任的取態。
更混賬的是前面提過的一個事實。任短命的扶貧委員會 (2005-2007) 主席的唐英年先生家藏過千支紅酒，要另租二千多呎的酒倉置放，香港卻有16,500人 (是人，不是紅酒﹗) 生活在6 x 2.5呎的籠屋中。香港存在籠民是一個老問題，是香港的一個恥辱。不知短命的扶貧委員會有沒有片言隻語關注到這一萬六千多名孤苦伶仃的貧困者。當然，從唐生的角度來看，籠民應該自問為什麼住不到二千多方呎的洋房。
第三，唐英年有慣性的缺乏誠信記錄。
唐英年的婚外情歷史是對其身邊人不忠的表現。他的身邊人可以基於各種她自己才了解的原因原諒他，對香港人來說卻不是一個原諒不原諒的問題，家事與外人無關，但卻是一個必須延伸解讀的問題。非公職人員的家事的確與外人無關﹔工職人員的家事卻很可能有延伸解讀的意義。對最親的枕邊人也可以不忠，一旦貴為特首，香港的平民百姓在他眼中會是什麼東西﹖
我們的這個憂慮是有根據的。由美國商會主席詹康信 (Jim Thompson) 建議籌設的2003年的〈維港巨星匯〉又是一場香港人付錢以保證美國佬賺錢的殖民式混賬劇。董建華的無能再成焦點。在香港工作的三流英語記者Marcal Joanilho在英文虎報撰文稱詹康信為「unlucky」(不幸)，而非典後的香港人「bloodthirsty」(嗜血) 云云﹗[註10] 當然，優越的白人都是無辜的，尤其是美國人和英國人。Joanilho 寫道，據某匿名線報，「... 大部份人都認為詹康信誠實和正直，『盡可能地坦白﹑誠實和安然」。他只不過要為香港做點事情 ...」[註11] 那位三流記者除了引述某匿名者發表他/她對詹康信的個人感受之外，似乎忘記了搜集資料是最起碼的新聞職責，他沒有報導承辦商是詹康信名下的公司，也沒有報導〈維港巨星匯〉的五年專營權+版權全歸詹康信名下公司所有。這是題外話，但骨哽在喉，不吐不快。
〈維港巨星匯〉的籌辦和賬簿一塌糊塗 (私相授受﹑利益衝突﹗)，管賬的是誰﹖唐英年先生。在本事件中，唐英年榮任香港的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在內部會議中認為事件中沒有人失職，但在盧維思面臨紀律聆訊前，卻要求從內部會議紀錄中刪除自己有關的言論。[註12] 為了維護自己，竟公然刪除會議記錄 (公共文件﹗)，再一次呈現唐英年缺乏誠信的性格。在家對枕邊人不忠，在外對公眾不忠。
這樣的記錄還不夠說清問題所在嗎﹖
六﹕寄語梁振英先生
我們了解前特首董建華支持梁振英，但希望梁振英先生切記以董生的好大喜功為戒，從少及小做起，以基層為重﹗亦要以曾蔭權的維維諾諾的二等公民治理三等公民的心態為戒。[註13] 有長遠的規劃，同時要預期做長遠的公眾咨詢。
新政府首要檢討的是就政策向公眾咨詢的程序必須合理地充份，向公眾解釋政策時亦需要政治技巧 (比如因其他因素導至港人社會情緒化時，切忌硬銷﹗)。可惜的是，就董曾兩任政府而言，兩者皆缺。
理性的管治必然是在結構上解決社會問題。譬如曾蔭權的老友，現任財政司曾俊華，對經濟一竅不通，一時一樣，跟著民情搖擺 - 派錢不是結構性政策，是對中產公然行賄﹗ - 不幸地開了先例，但可一不可再。
天主教徒及基督教徒喜歡互相提攜，借此以增加社會的宗教性傾斜。看一下天主教徒曾蔭權的班底﹕政務司司長林瑞麟是基督徒﹑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是天主教徒﹑律政司司長黃仁龍是基督徒。如果梁生有幸擔當香港下屆行政長官一職，請記住，適當的人材是任命的唯一標準。說起人材，葉劉淑儀女士是一名不可多得的人材，推第23條一役，錯在硬銷，但亦時不我與。我們衷心寄望梁生和葉劉能合作。
點滴的意見，梁生團隊可能早有預見，那就當是婆媽之言吧。
~ 全文完 ~
[註1] Martin Armstrong: Biggest Profit Margins in History, Free Republic, January 28, 2012。
[註2] Chris Isidore: Ford: Biggest Profit since ’98, CNN Money, January 27, 2012。
[註3]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January 27, 2012。
[註4] Huffingtonpost: Number Of Americans On Food Stamps Hits Another High Years After Recession's End, 11/3/11。
[註5] World Hunger: Hunger in America: 2012 United States Hunger and Poverty Facts: Hunger in the United States。
[註6] Daily Mail: Cage dogs of Hong Kong: The tragedy of tens of thousands living in 6ft by 2ft rabbit hutches - in a city with more Louis Vuitton shops than Paris, 11th January 2012。
[註7] 說起香港的教育改革，其中一章涉及母語 (粵語) 教學。反對者認為母語教學降低學生的英語水平。這是最荒謬白痴的論據﹗教學的目的是讓學生吸收知識，作為外語的英語只不過是眾多學科之一，為什麼英語竟然可以凌駕於所有學科之上﹖為了英語水平而犧牲其他學科的水平﹖簡直混賬﹗就香港殖民時期的教育事實而言，除了入讀貴族學校的中學畢業生，極大部份的中學畢業生根本不能用合乎語法的英語交談十秒鐘，而且因為是用外語教學，真正能夠吸收/了解知識的少，死背硬啃的佔大多數。這就是所謂的殖民地教育。母語教學會降低學生的英語水平﹖香港學生的英語水平本來就不及格，如何降低﹖香港人的英語比較好是另一個殖民地神話，是時候面對了。必須稍作澄清的是，我們反對學券制。
[註8] 新浪香港﹕《唐自言太熟書 說話快非拙舌》(明報)，2011-11-21。
[註9] 中國評論﹕《唐英年自言生於富家，身不由己》，2011-11-29。
[註10] Marcal Joanilho: Three-week road to hell for unlucky Jim, The Standard, November 01, 2003。
[註11] 同[註10]。原文﹕「Thompson, regarded by most as an honest and upright man, had been "as open as possible, honest and calm" He was trying to do something for Hong Kong …」。
[註12] 維基百科﹕《維港巨星匯》，2011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