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寫成於5月10日﹐也因故延誤至今 (6月3日) 才刊登。 第二節談到波士頓茶葉派對﹐請讀者先參看世界政評中《波士頓茶葉派對》一文﹐當能更了解箇中的來龍去脈。

為什麼我們這麼關心美國的政治﹑文化思潮和社會現象﹖因為今日的美國太強大﹑太複雜﹐對世界﹐包括中國人社會﹐的影嚮太深遠。可惜這方面的中文評論者不多﹐小小的政論市場又被對美國政治﹑文化思潮和社會現象完全不了解或以意識形態為主導的撰稿人壟斷﹐誤導中國人的判斷﹐對未來中國的前途是禍非福。情況有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壞﹖請看以下的例子。

美國總統大選之前﹐在香港被一些人抬舉為「才子」的專欄作家陶傑撰文說什麼選猩猩也不要選奧巴馬﹐文章的理據是什麼呢﹐就因為他口才好﹐所以信不過。奧巴馬的政治理念/意識形態呢﹖如何對比希拉利或共和黨候選人的政治理念/意識形態呢﹖一句也沒有﹗是奧巴馬假大空還是這位「香港才子」假大空﹖不言而喻﹗

海外的一些所謂民主網站 (中文) 同樣對奧巴馬口誅筆伐﹐對共和黨總統副總統提名人背後的問題竟然隻字不提。基本上是完全沒有讀報查找資料或刻意不作報導。華爾街日報﹑洛杉磯時報﹑紐約時報﹑滾石雜誌﹑Vanity Fair﹑the Politico﹑ the Atlantic﹑Anchorage Daily News (阿拉斯加州第一大報) ﹑MSNBC﹑CBS 等傳媒的報導﹐一概沒有引用。他們的資料來源全部來自極右翼的霍士新聞頻道及共和黨的宣傳手冊。扣帽子最方便 - 美國被左派傳媒壟斷 (同樣來自美國極右翼的宣傳口號﹗)。這就是否定美國眾多非極右翼傳媒的理據﹗事實上﹐華爾街日報和 the Politico 都是中間偏右的報刊﹐而且﹐華爾街日報和霍士新聞頻道都是梅鐸集團旗下的工具。關於培林的政治背景﹐可以不看 Anchorage Daily News 嗎﹖紐約時報在整個初選過程中公開認可的是共和黨的麥凱恩和民主黨的希拉利﹐真是「左」得瘋狂﹗有線新聞頻道 MSNBC 早上三個小時的 Morning Joe 是 Joe Scarborough 的天下﹐誰都知道 Joe Scarborough 是共和黨人﹐大選前後﹐每天都在攻擊奧巴馬﹔MSNBC 真的那麼左嗎﹖﹗真是荒天下之大謬。

結果呢﹖奧巴馬大選勝出了﹐於是有人寫 (造﹖) 文章﹐以唯恐天下不亂的口氣說奧巴馬成為美國總統是應驗了十六世紀法國預言家拿氏的某個黑色預言云云﹗

這就是我們對美國社會的普遍認識嗎﹖還是反證了我們中國人都是蠢才﹖

我們在這篇文章中將會用事實而非口號或胡言亂語去論證一個大家都可能不太了解的現代歷史中的一頁。這一頁曾經被改寫﹐被誤解。重寫的這一頁歷史是東西方學者最近的研究成果。我們在這一頁裡將會見到美國和中國的距離竟然是那麼近﹐今日的所謂市場經濟竟然有東印度公司的陰影﹐波士頓茶葉派對竟然與1989年的六四扯上關係。

在《波士頓茶葉派對》一文中﹐我們指出「波士頓茶葉派對」事件 (及北美洲十三個英屬殖民地在十八世紀下半葉對英國統治的反叛) 的背後是對壟斷國際貿易 (今日的常用詞彙是 globalization - 「全球化」) 的跨國企業﹐如東印度公司﹐的反叛。這個反叛的一大議題是 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 無代表便不交稅。因為當時在北美洲的英屬殖民地在英國國會內沒有經由民主程序產生的民意代表﹐而英國國會制定的政策又被跨國企業的說客 (今日的常用詞彙是 lobby groups 或 lobbyists) 嚴重地影嚮著﹐致使出現殖民地營商者被跨國企業完全打垮﹐難以維生的境況。

今日的所謂 teabaggers (美國城市俚語中﹐ tea bagger 是指對女性做某種性行為的男人﹐共和黨極右翼飢不擇食﹐竟然將搞茶葉派對者稱為 teabaggers﹐在有識之士眼中﹐醜態畢露﹗) 有沒有經由民主程序產生的民意代表﹖當然有﹗美國洲政府和聯邦政府的選舉制度在過去幾十年 (除了賦予非裔美國人選舉權之外)有過實質的改變嗎﹖沒有。那為什麼列根上台﹑小布殊被選﹑共和黨以多數黨的姿態控制兩會多年的時候是美國人民英明的選擇﹐而美國人民在民主黨以大比數勝出的日子則突然間失去了民意代表﹖這種輸打贏要的行為和心態根本就是對民主理念的徹底歪曲﹗美國人民的意願已經通過兩會及總統的民主選舉程序表達了。今日的美國政府及政策方向是美國人民通過民主程序產生的﹐而這個民主程序與1980年列根獲選的程序或2004年小布殊獲選的程序是同一模式的民主程序。任何人 - 特別是做美國極右翼派系的紅衛兵的中國人 - 叫囂在新政府的課稅政策上沒有民意代表或試圖將今日零星落索的茶葉派對與歷史上嚴肅得多的「波士頓茶葉派對」強蠻地掛勾不是對歷史的認識一塌糊塗就是對民主利念一曉不通﹗

事源2009年2月19日﹐商業新聞頻道 CNBC 的評論員 Rick Santelli 在節目中衝口而出 (?) 要搞一個芝加哥茶葉派對﹐抗議奧巴馬政府的經濟方案。共和黨的極右翼抓住這個契機﹐大事宣傳這個抗議活動﹐一方面聲稱茶葉派對都是民間自發的﹐另一方面聲稱抗議活動「遍及全國」云云。兩個句子都是錯的。

先說後者。這個抗議活動是個零星落索的活動。極右翼在全國各地組織茶葉派對﹐情況是這裡幾十人﹐那裡幾百人。到三月中為止﹐陣容號稱最浩大的一個茶葉派對在辛辛那堤的 Fountain Square (噴泉廣場) 舉行﹐日期為3月15日星期日﹐據說有五千之眾。

更重要的是﹐這是否一個民間自發的抗議活動﹖我們看一些數字和事實。

Santelli 衝口而出的「個人意見」播出後﹐極右翼統戰部霍士新聞頻道立即大肆宣傳。根據〈美國傳媒事務〉(Media Matters for America) 的觀察﹐單單從4月6日到4月13日的八日之內﹐霍士新聞頻道共有20個節目環節涉及「茶葉派對」的抗議活動﹐而其中有73個節目內的「茶葉派對」商業廣告 (in-show commercial promos)。這些節目包括 Your World with Neil Cavuto﹑America's Newsroom﹑Fox & Friends﹑Glenn Beck﹑Hannity 和 The O'Reilly Factor 等。生活在美國的﹐有看英語新聞習慣的中國人應該都熟悉這些節目名稱。在這些節目中﹐主持人都不是做中立報導或做認真的評論﹐毫無例外﹐這些節目的主持人都在公開鼓動民眾搞茶葉派對。換句話說﹐霍士新聞頻道已經嚴重違背了新聞報導的客觀原則﹐用新聞頻道來做政治宣傳活動﹗

儘管霍士新聞頻道不斷強調各地搞的茶葉派對都是自發性的草根行動﹐但一個零星落索的草根行動哪來財源購買市價數以百萬美元計的電視﹑電台及其他宣傳廣告時段空間﹖再稍為留意一下即發現這個所謂「自發性的草根行動」背後的主要搞手有兩個﹕一個是 Americans for Prosperity﹐另一個是 FreedomWorks﹔尤其是後者。這兩個團體都是為大企業做稅客工作的右翼智庫組織﹗舉一個右翼集團掩耳盜鈴的醜態例子。為了要製造一個「茶葉派對」乃自發的草根行動﹐他們設立了一些表面上與大企業稅客集團無關的茶葉派對網站﹐其中一個是﹕http://www.usteaparty.com。這個網站的下方有一行小字聲稱這是 CSE 成員的一個項目。CSE 代表什麼﹖再往下看可以見到 CSE 代表 Citizens for a Sound Economy (支持健全經濟的市民)。這不就是由市民自發搞的「茶葉派對」抗議活動嗎﹖但 members of CSE (CSE 成員) 有鏈結﹐按一下鏈結﹐出來的是 FreedomWorks 網站 (http://www.freedomworks.org)﹗ 整個所謂自發的草根抗議活動就是這麼「自發」﹑這麼「草根」﹗

「波士頓茶葉派對」的歷史意義是對大企業集團的壟斷行為的反抗﹐今日的「茶葉派對」卻是由大企業集團在幕後搞的反加稅﹑反立法規管的鬧劇。這算不算是莫大的諷刺﹖算不算是對歷史的莫大顛倒﹖

今日在中國國內及世界各地﹐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談論得最多的﹐除了「民主」﹑「自由」之外﹐大概就是「市場經濟」和「全球化」這些名詞。這些觀念的源頭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的芝加哥大學。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雖然可以追溯得更遠﹐以至十八世紀的亞當．史密夫﹐但實際上影嚮著當今世界政局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還是以1950年代的芝加哥大學為源頭。奠定基石的有經濟學系的 Frank Knight 和延續維也納學派經濟理論並對台灣哲學家殷海光影嚮深遠的海耶克 (在社會思潮委員會任教)。最後發揚光大的則是幾乎家傳戶曉的佛利民 (Milton Friedman)。在列根﹑老布殊﹑克林頓﹑小布殊政府裡連任五屆聯邦儲備局主席的格林斯潘 (Alan Greenspan)﹐雖然肆業於紐約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但作為自由意志論者及艾茵．蘭德 (Ann Rand) 一脈的客觀主義者﹐他無疑是個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實踐者。況且身為世界上最有權力的經濟政策決策者﹐綿延差不多二十年﹐對世界政經的影嚮可說難以估計。

不能不提的還有紐約時報的長期 op-ed (社論對頁論) 撰稿人湯馬斯．佛利民 (Thomas Friedman) 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熱烈推廣人﹐全球一體化的打手 (不是誇張的修辭﹗)。^[註1]

這個學派背後的政治哲學理論支柱是自由意志論 (libertarianism)。自由意志論從左到右各種版本都有﹐但最基本的理念大概有二﹕一﹑個人完全擁有自己 (作為道德語句提出﹗)﹔二﹑政府沒有必然存在的需要。當個人完全擁有自己﹐政府介入社會的道德理據便被減至最低。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這個平台上發展出一套自由經濟體系﹐以國營企業私有化﹑低稅﹑撤銷規管 ^[註2]﹑貿易自由化﹑開放市場等主張為標誌。在這個體系之內﹐私人企業的自我膨漲顯然會縮小政府。美國共和黨人終日掛在口邊的所謂「小政府」就是私人企業自我膨漲的一個副作用。當政府小而無用時 ^[註3]﹐它的支出便應該減少﹐這就是美國共和黨人終日掛在口邊的所謂「財政責任」(fiscal responsibility)。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支持者認為﹐當企業家積聚越來越多的財富﹐這些財富「自然」會從上溢出﹐中下層社會會同時得益。這便是淌流論的來源。^[註4]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應用有兩個方面﹐一是國際貿易關係﹑一是個別的國家經濟體系。下文將從這兩個方面入手。

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指導下的國際貿易關係就是今日備受爭議的全球一體化 (globalization)。在佛利民﹑格林斯潘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人默許之下﹐湯馬斯．佛利民等宣揚的全球一體化歷史享有正統地位。正統歷史有這樣的故事﹕

英國早於十八世紀即採取開放市場和自由貿易的政策﹐先於其他國家。到十九世紀中期﹐英國的富裕已經非常明顯﹐證明了這些政策的優越性。其他國家開始跟進﹐自由化它們的貿易及撤銷調控國內經濟。以英國為盟主﹐這個自由化世界秩序在1870年左右大致完備﹐建基於﹕國內的放任工業政策﹑貨物資金勞動力的國際流轉的低屏障﹑靠低通脹和平行預算維持國內及國際間的宏觀經濟穩定性。

第一次大戰戰後﹐世界經濟不穩定。各國的反應是錯誤地重設貿易屏障。1930年﹐美國放棄了自由貿易﹐並通過了聲名狼籍的 the Smoot-Hawley tariff (斯姆特-何利關稅)。德國和日本也放棄了自由化政策﹐並設置高貿易屏障。新自由主義經濟支持者將這些國家在經濟政策與它們的法西斯主義和對外擴張掛勾。世界自由貿易體系在1932年正式結束﹐因為作為自由貿易的盟主英國在這一年重新引進關稅﹗隨後的不穩定慢慢導致第二次大戰﹐將第一個自由化世界秩序的殘餘破壞得灰飛煙滅。

第二次大戰戰後﹐世界經濟在以美國為主導之下重新組織起來。富裕國家之間的貿易自由化﹐特別得益於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關稅與貿易總協定) 的商討過程﹐獲得長足進展。但大部份發展中國家仍然實施貿易保護主義。

1970年代﹐發展中國家以貿易保護主義﹑補貼﹑調控等措施為本的 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 (ISI﹕進口補貼工業化) 已經明顯地失敗。同一時間﹐實踐自由貿易及接受外來投資的東亞各國卻出現了所謂的「經濟奇跡」。其他的發展中國家開始留意東亞各國的經濟政策。1982年的第三世界債務危機之後﹐很多發展中國家終於放棄了干涉主義和保護主義﹐接受了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理論以1989年共產主義的衰亡後全球邁向一體化為其空前成就。

由於全球性的經濟融合深化加速﹐GATT 於1995年升級為 WTO (世貿組織)﹐全力推銷貿易以至外資調控及知識產權等其他方面的自由化。世貿的首任理事長 Renato Ruggiero 放出豪言﹐聲稱新世界秩序擁有在二十一世紀初便能根除全球貧困的潛能﹐一個今日已經成為確實有可能的烏托邦。^[註5]

1842年﹐滿清政府與英國簽定南京條約﹐香港成為大英帝國的殖民地。

南京條約是鴉片戰爭的產品﹐大家都知道。由於英國本土對中國茶葉的大量需求而造成了英國對中國的龐大貿易赤字。為了平衡差額﹐英國向中國輸入違禁品 - 雅片。欽差大臣林則徐前往廣東﹐連同兩廣總督鄧延楨開展禁煙行動﹐查辦港口﹐收繳外國煙販的鴉片。英商務監督義律 (Charles Elliot) 使詐﹐通知各煙販﹐由其出具收據﹐將鴉片代繳中國政府﹐以憑將來付價﹐把滿清政府查禁違法煙商的國內實施的法制事務演變為中英兩國政府的交涉﹐然後竟要求中國賠償英國煙商損失﹗

英商的鴉片來自哪兒﹖

通過1757年的普拉西戰役 (Battle of Plassey)﹐東印度公司借助英軍將孟加拉兼併入大英帝國的版圖﹐並取得種植和出口鴉片的專利。因販賣鴉片在中國屬違法行為﹐除了各種各樣的偷運之外﹐東印度公司還想出了一條詭計﹐就是以賒賬方式在廣東購買茶葉﹐然後在加爾各答拍賣在孟加拉生產的鴉片﹐但附加一項條件﹐出售的鴉片必須運往中國﹐以此抵消在廣東購買茶葉的賒賬﹗

「波士頓茶葉派對」發生在1773年的北美洲英屬殖民地﹐是殖民對英廷與當時的跨國企業東印度公司官商勾結﹐以專利謀取暴利的反叛﹗1757年的普拉西戰役是東印度公司借助英軍將孟加拉送給大英帝國以換取種植和出口鴉片的專利權﹗十八世紀﹐英國依靠販賣違禁毒品來平衡與中國的貿易逆差﹗1842年的南京條約是英國與跨國企業東印度公司再次合作的成果﹐用軍事力量做「國際經濟活動」的後盾﹗

全球一體化的第一章 - 1870年至1913年 - 中以英國為首領導的所謂開放市場﹑貨品人口貨幣的自由流轉﹑撤銷規管等新自由主義經濟「措施」實際上與客觀市場力量完全無關﹗英國在十八﹑十九世紀國際貿易中的成功完全是靠 (武力的) 干涉主義﹑不公平貿易﹑專利﹑壟斷市場等非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獲得。這段時期的自由貿易實踐者大都是較弱小的國家﹐而且都是在殖民政府統治下或在不平等條約的簽署下被逼開放市場。這些國家基本上都失去了制定關稅的自主權。低關稅 (3-5%) 是從外部強加的措施。^[註6]

歷史中真實的英國其實一直是其中一個最嚴厲的保護主義實踐者。英國要到十九世紀中葉才轉向自由貿易﹐因為這時的大英帝國擁有的殖民地遍佈全球﹐已經能夠控制國際貿易的走向。

歐洲的自由貿易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曾經曇花一現。到了1880年代﹐ 歐洲各國再次實施保護主義。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本國農民需要保護﹐以對抗從新世界進口的便宜農產品﹔二﹑新興的重工及化工業也需要一個競爭性比較小的市場環境去成長。

根據正統歷史﹐英國在1932年重新引進關稅﹐新自由主義經濟論者聲稱是因為第一次大戰戰後出現社會動蕩﹐英國受不住保護主義的誘惑。新自由主義經濟論者沒有說出口的是在這個時期﹐英國已經不是「日不落帝國」﹐它的殖民地一個一個的獨立起來﹐取回關稅自主權﹐致使英國失去了經濟上的霸權優勢﹐為了自保﹐英國唯有實施保護主義﹗

回過頭來看看亞洲。

1958年﹐豐田自動車株式會社生產的 Toyopet 小型汽車第一次出口美國市場﹐徹底失敗﹗豐田自動車株式會社的前身是豐田自動紡織機株式會社。1933年豐田退出紡織業﹐投身汽車生產。1939年﹐日本政府踢走通用汽車和福特汽車﹐並於1949年從中央銀行抽資拯救豐田。到了今日﹐大家都知到豐田自動車株式會社已經是全球性首屈一指的汽車公司﹐豐田旗下的凌志也成為立足美國的高級房車的有名品牌。如果當日日本採取新自由主義經濟措施﹐開放市場﹐撤銷政府資助﹐不單不會有豐田﹐更不可能有凌志。

豐田自動車株式會社正式投身汽車工業半個世紀之後﹐全球一體化的先鋒湯馬斯．佛利民在1992年到日本參觀了位於東京的凌志生產工場 - 豐田市 (Toyota City)﹐震驚於豐田的經濟成就﹐寫了一本書﹐名為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凌志與橄欖樹)﹐歪曲了豐田的真實歷史﹐將其成就寫成是實施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結果﹐並以此歪曲了的歷史為第三世界及發展中國家開藥處方﹗

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亞洲「經濟奇跡」也不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勝利。台灣和南韓的經濟起飛都是政府干預之下﹐以重工業為重心的經濟成果。台灣和南韓雖然都有限度地接受外資﹐但其他方面基本上與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背道而馳。最簡單的例子是兩國都無視知識產權﹐但兩國的學生都是靠廉價翻版書建立知識庫﹐成為兩國經濟起飛的後盾。無獨有偶﹐兩國在經濟建設之初都行使威權主義 (我們不是為威權主義辯護﹗讀者不要誤會。我們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威權主義。這篇文章談的是歷史﹐而這段歷史包括了某些事實及偶然性﹗)。

台灣的情況﹐包括為重工業開路的十大建設﹐大家可能都比較熟悉﹐不贅。我們講一下南韓方面的情況。

1960年的四月革命逼使行使威權統治的南韓總統李承晚下台。1961年﹐在混亂的政局之中﹐軍人朴正熙策動政變﹐實行軍法統治。之後在美國的壓力下恢復民選政府﹐「經濟發展五年計劃」的成功使朴正熙甚受南韓人民歡迎﹐成為他「連贏」三屆大選的部份原因。在高支持度下﹐朴正熙在1973年發起野心勃勃的「重工和化工工業化」 (HCI) ﹐並宣稱到1981年要將國民平均收入提高至1000美元。這個當時被視為妄想的指標卻在1977年便達到了。^[註7]

這就是南韓的經濟奇跡。有沒有半點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影子﹖

(有關全球一體化的論述到此為止。以下轉入個別的國家經濟體系。)

為什麼共和黨人大刀闊斧地削減了奧巴馬經濟振興方案中關於基建﹑教育﹑科研等項目的撥款﹖

共和黨人不斷強調這些撥款都是「開銷」﹐與振興經濟無關。在被奧巴馬政府批評他們空口講白話之後﹐在4月1日愚人節當天發表了共和黨的替代預算方案。方案「短小精幹」﹐主要內容是減稅。根據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Action Fund (美國前進行動基金中心) 的推算﹐這個方案的直接受惠者是華爾街的首席執行官。全國最大的八百間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可以有每年一百五十萬美元的免稅優惠。如果閣下的年入息是一萬五千美元﹐每年的免稅額為零﹗

奧巴馬政府的經濟振興方案用了三頁紙詳細講解政府對教育部的撥款﹔共和黨的替代預算方案只提及 education (教育) 一字五次﹐主要是鞭撻所謂的教育官僚及削減撥款。

基建是國家經濟運作的基礎 (尤其是2007年8月明尼亞波里斯 I-35W 大橋倒塌已經是個警訊)﹐可以即時製造多行業的就業機會﹔教育也是鞏固國家經濟體系的軟件﹐可以同時再培訓失業者及為社會長線發展培養高質素的人才﹔現代經濟更不可能沒有科技做後盾。這些都是常識﹐誰都可以輕易理解。

為什麼共和黨人偏偏「不理解」﹖

2005年8月﹐熱帶風暴卡特千娜在大西洋上空形成﹐25日增強為颶風﹐26日吹襲美國東南部佛羅里達州﹐27日橫越墨西哥灣﹐28日增強至第五級﹐29日減弱至三級﹐在新奧爾良沿岸登陸﹐麥西西比河水位暴漲﹐崩堤﹐水淹八成市區。軍隊要四天後才抵達災區。二萬四千個家居被毀﹑超過八十萬人流離失所。美國工程學會認為是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工程災禍。但政府負責的重建工作慢如蝸牛。當時的共和黨人﹐包括美國眾議院議長丹尼斯．赫斯特 (Dennis Hastert)﹐甚至質疑應否使用聯邦撥款重建新奧爾良。

卡特千娜離開新奧爾良﹐留下一個美國歷史上少有的龐大爛攤子。共和黨眾議院議員理查．貝卡 (Richard Baker) 向一群說客表示了這樣的一個態度﹕「我們終於清除掉新奧爾良的公屋。我們過去做不了﹐但神做到了。」^[註8]

約瑟夫．堪尼西羅 (Joseph Canizero)﹐新奧爾良最富裕的開發商之一﹐在八月尾九月初便悟到上蒼的心意﹕「我相信我們有白紙一張可以再重新開始。這張白紙將給予我們龐大的契機。」^[註9]

加拿大調查採訪記者娜奧美．卡賴恩 (Naomi Klein) 記述她當年九月到新奧爾良做調查採訪時的情況。在那一個星期﹐整整一個星期﹐位於 Baton Rouge 的路易士安納州立法機關 (Louisiana State Legislature) 門庭如市﹐充塞了為大企業服務的說客團體﹐爭相在這個天災 (有沒有人禍﹖) 之後分一杯新自由主義的羹﹕低稅﹑少規管﹑廉價勞工﹗^[註10]

新奧爾良崩堤之後三個月﹐九十三歲高齡的米爾頓．佛利民﹐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師尊﹐門徒口中的 uncle Miltie (米爾蒂大叔)﹐在健康衰退中﹐竟有精力為華爾街日報撰寫社論對頁論 (op-ed﹐設在社論對頁﹐通常邀請專家學者政治人物撰寫)﹕「大部份新奧爾良的學校已經成為廢墟﹐這些學校的學生﹐他們的家園也是一樣的情況。這些兒童散佈全國各地。雖然是一齣悲劇﹐但也是對教育制度進行徹底改革的契機。」^[註11]

佛利民倡議與其耗費數以億計的撥款﹐用來重建及改善現行的公立學校﹐政府應該為新奧爾良的家長提供學券﹐用來繳付他們自己自由選擇的委辦學校。

右翼智庫立即抓住佛利民的建議﹐一個龐大的右翼智庫網絡組織起來﹐在颶風過後﹐善後工作還未開展的時刻﹐蜂湧而至。小布殊政府的反應比對卡特千娜來襲前的應變還要快得多﹐撥款近億美元將新奧爾良公立學校變成委辦學校 (charter school)﹐即公帑資助的民營企業﹐不受政府監管。另一方面﹐小布殊政府拒絕運用緊急基金緩解公營部門工資困境﹐促使三千名市工被解僱。相比堤防修建的緩慢﹐新奧爾良的學校體系以軍事般的速度和準確性拍賣出去。在十九個月之內﹐新奧爾良的公立學校幾乎完全被私營委辦學校所替代﹗卡特千娜颶風之前﹐公學局負責營運的公立學校有123間﹐現在只有4間﹗卡特千娜颶風之前﹐市內有7間委辦學校﹐現時 (筆者﹕這個是2007年年中的數字) 已增至31間。卡特千娜颶風之前﹐新奧爾良的教師有一個強大的工會做代表﹐颶風之後﹐工會合約被撕毀﹐47名會員全體解僱﹗小部份年青教師被委辦學校聘用﹐薪金被減﹔大部份的教師都沒有被回聘﹗^[註12]

寫此文時﹐我們上網到 The Center for Education Reform (教育改革中心) 屬下的 National Charter School Directory (國家委辦學校) 搜索新奧爾良市已開放的委辦學校﹐數字已達到54間﹗

颶風過後三年﹐2008年﹐小布殊政府治下的新奧爾良重建工作有什麼成果﹖新奧爾良 Loyola 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及基里斯朗貧窮法律中心主任比爾．薈利 (Bill Quigley) 做了一個統計﹐以2008年8月止﹕

- 差不多沒有租屋被修複﹔
- 81%的市區業主沒有足夠補助金去維修房屋﹔
- 專家評估以現時的重建速度計算﹐新奧爾良的重建需時20-25年﹔
- 32,000學童無法返回公立學校﹔
- 39,000路易士安納業主申請聯邦協修及重建補助﹐但一分錢也沒收到﹔
- 2007年的合格黑人選民比2003年少46,000人﹔
- 有接近72,000間空置﹑破損的樓房﹔
- 數以億計的聯邦緊急管理局 (FEMA) 修復撥款還未送到新奧爾良市或路易士安納州的居民手上﹔…^[註13]

為什麼共和黨人要堅持削減奧巴馬經濟振興方案中關於基建﹑教育﹑科研等項目的撥款﹖是因為這些項目的撥款真的與國家經濟毫不相干﹐還是因為這些項目的振興違背了新自由主義的財閥意識形態﹖

學券制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中的烏托邦教育制度。這個烏托邦以「自由選擇」為號召﹐以引入競爭從而改善教育質素為論據﹐建基於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自由市場﹑私有化國營企業﹑撤銷規管﹗新自由主義新社會是要完全取消公立學校﹐以公司形式辦學﹐完全終止政府對教育的介入﹐廢除教師工會﹐教育由人民自主﹗

這些都是入耳美言。實際上有很多嚴重的缺陷。對新自由主義論者來說﹐自由市場﹑教育私有化﹑撤銷規管等是民主自由的社會中的極致。但我們首先要問﹐新自由主義經濟體系中的所謂「自由」是誰人的自由﹖

學券制的支持者聲稱這個完全廢除公立學校﹑沒有政府規管的制度能賦予家長選擇學校的自由。同時﹐美國的小中學教育質素低下是因為﹐學券制的支持者說﹐公立學校缺乏競爭及官僚化所致。

作為論據﹐這種說法極度膚淺﹐而且漏洞百出。

在現實生活中﹐學券制是將教育變為企業家的一盤生意。在沒有政府規管的情況下﹐委辦學校是否亦有自由選擇他們的學生和決定學費高低﹖雖然表面上家長有「自由」選擇 (他們認為) 適合他們的子女的學校﹐但他們的子女未必就能入讀所選取的學校﹐因為擁有辦學自由的商家﹑宗教團體或其他具有某些意識形態背景以至 agenda 的組織同樣有自由接受或不接受某類別的學生﹗

美國基督教福音教派最支持學券制﹐因為在沒有規管之下﹐他們可以在學校將創世論 (一個宗教信仰) 作為進化論 (一個科學理論) 以外的備選理論 (alternative theory) 在課室裡為學童洗腦﹐或將偽科學理論智能設計作科學理論灌輸入心智未成熟的學童的腦袋中。今日美國的聖經帶已經出現這種可怕的情況。生物教師被虔誠的基督徒制肘得不能好好地為學童上一課進化論﹗財力宏大的福音教派在肯塔基州 (聖經帶) 的彼德斯堡興建了一所佔地七萬平方尺的創世博物館﹐2007年5月開門大吉﹐在完全沒有任何化石證據之下﹐堅稱人類與恐龍曾經共同生存在地球上﹐在完全沒有任何地質﹑生化或量子物理證據之下﹐堅稱世界 (包括宇宙) 只有6000年的歷史﹗為什麼美國小中學教育質素這麼差﹖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如果家長是虔誠的基督徒﹐不顧一切地將子女送到教會辦的委辦學校﹐美國的未來會是一個科學理性的社會嗎﹖

商業競爭能否提高教育質素是另一個問題。在商業社會﹐競爭的確有時會提高產品和服務的質素﹐但這不是必然的結果﹐任誰生活在現實世界裡都不難見到這個真象。隨便舉個例子﹐財雄勢大的企業很容易便能壟斷一個行頭﹕微軟產品的質素備受爭議﹐還用多說嗎﹖

當辦學成為一門生意﹐企業家的目的便是利潤﹐在這個大前題之下﹐如何保障教育的平均質素﹖非裔美國人在六十年代辛苦爭取回來的公民權﹐賦予他們的子女在與白人同一標準下受教育的權利﹔但在學券制下﹐比白人相對地低入息的非裔公民的公民權利可能會有個大倒退﹗

但最荒謬的地方是委辦學校實際上是用公帑幫私人企業辦學賺錢。這不是來自政府的干涉主義嗎﹖因為干涉的目的是為企業服務﹐所以便順理成章﹖這是什麼主義﹖誰人的自由﹖

學券制不是新事物﹐提出已有多年﹐美國南部 (聖經帶) 於1960年代已經行使學券制﹐間接地延續種族隔離政策﹐因為比較富裕的白人可以選擇學費貴一點的委辦學校﹐貧窮的黑人則只能待在公立學校。一直以來﹐學券制甚受爭議﹔有些地方在公立學校以外有限度地試行學券制﹐也無可厚非。在民主社會﹐這是平常事。一項政策應該通過在公共領域的討論來看哪方的理據更有力﹐或在公民認可的地區試行一段時間來看結果如何。這是民主決策的過程。

以佛利民為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論者則利用一個天災來繞過民主社會正常的決策程序﹗當新奧爾良被卡特千娜痍為平地﹐布殊政府與企業集團發展商串通一氣﹐以新自由主義經濟為理論支柱來承托極右翼的意識形態﹐將重建新奧爾良的經費用來協助發展商將新奧爾良私有化﹐讓公立學校以至慈善醫院倒閉在廢墟之中﹐匆匆擴建委辦學校。

紐約時報的 Susan Saulny 報導說﹐今日的新奧爾良已經成為「國內全面性使用委辦學校的強勢實驗室」。^[註14]

美國企業學會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一所佛利民主義智庫﹐興奮地說﹕「路易士安納州的學校改革者多年努力也做不到的 ... 卡特千娜一天便完成了。」^[註15]

加拿大調查採訪記者娜奧美．卡賴恩 在〈震撼教旨〉一書中有如下評說﹕「我將在災難性事件中視災禍為令人震奮的市場契機及對公共領域精心策劃的襲擊稱為『災難性資本主義』。」^[註16]

佛利民早在1970年代已經學懂利用災難性危機 (政治﹑社會﹑經濟﹑自然) 去進行大規模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實驗﹐將政府﹑社會﹑國家變成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實驗室﹐而實驗的手段則必然是「震撼性治療」。但大家都會明白實驗的性質﹐結果總未能盡如人意。

1970年的智利﹐薩爾瓦多．阿延德 (Salvador Allende) 在一個民主選舉中當選總統。這是四十年民主政治的成果。1932年﹐一連串的軍人專政終於結束﹐智利和平過渡到一個民主憲政社會。在這幾十年中﹐一直是右傾與左傾之間的爭持﹐在民主政制中本是正常的事﹔但在蘇聯和美國為各自的利益暗中施加影嚮之下﹐情況便變得複雜得多。

早於1950年代後期﹐天主教大學內傾向保守主義的經濟學院與美國的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簽署了一個合作項目﹐送年青的智利經濟學家到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受訓。這個項目由美國政府贊助﹐維持了12年﹐到1968年止﹐有二十多人從學佛利民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坊間通常的說法是二十五人﹐稱為「芝加哥男孩隊」 (the Chicago Boys)。這是背景。

阿延德是社會主義者﹐在經濟衰退達到高峰之下當選﹐之後進行社會主義路線改革﹐包括將大型工業國有化﹐由政府管理醫療衛生制度和教育制度﹐加強前任總統的土地重新分配政策等。阿延德的政策在上任一年後漸見成績﹐經濟開始復甦。但大型工業國有化危及美國企業在智利的利益。

在1968年﹐美國的海外總投資有20%捆綁在拉丁美洲。美國企業在拉丁美洲擁有5,436間分公司﹐賺取驚人的利潤。1970年前﹐多間美國採礦公司已經在智利投資了五十年﹐組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銅礦開採業﹐共投資了一億美元﹐匯回美國的利潤已有7.2億美元 (1920-1970時代的7.2億美元﹗)。ITT (International Telephone & Telegraph Company﹕曾經資助德國的納粹黨) 擁有智利電話公司 Chitelco 70%的股份。再加上 Purina (2001年與瑞士的雀巢公司合併了)﹑美國銀行﹑Pfizer 化工等美國公司﹐美國企業集團基本上控制了智利的經濟命脈。^[註17]

根據解密會議文件﹐阿延德上台之後﹐這些美國公司組成了一個以華盛頓為基地的委員會﹐要在經濟上拖垮不附合美國資本家經濟利益的智利民選總統﹐措施包括﹕攔截美國政府對智利的貸款﹑遊說私營銀行停止對智利本土公司貸款﹑在智利新任政府上台後延遲購買智利產品六個月﹑用美國儲存的銅礦替代採購智利銅礦 … ^[註18]

另一方面﹐尼克遜政府亦加強了中央情報局在智利的地下顛覆活動﹐協助美國資本家破壞智利的經濟體系﹐同時在智利軍中煽動反共產主義情緒。

1973年9月11日早上﹐控制三軍兼警隊的奧古斯托．皮諾些 (Augusto Pinochet) 將軍發動政變﹐包圍總統府﹐槍殺總統阿延德。整個政變過程到下午已經結束。智利人民還在震驚之中﹐發動政變者了解到經過長達四十年的民主生活﹐要統治智利必須使用極端恐怖主義﹐以震懾智利人民。根據中央情報局的解密文件﹐在隨後的幾日之內﹐軍政府拘押了13,500個平民﹐其中的數千人被送到聖地牙哥的兩個運動場﹕智利運動場 (Chile Stadium) 和宏大的國家運動場 (National Stadium)﹐公開處刑 (槍斃)﹐以震懾智利人民。^[註19]

十九日之後﹐即9月30日﹐軍政府的死刑隊乘坐直升機向北方出發﹐逐個監獄挑選囚犯﹐帶到附近的市鎮公開處死。這死刑隊就是智利人口中的「死亡蓬車隊」( the Caravan of Death)。死刑隊的隊長是皮諾些手下最殘暴的沙治奧．史特克將軍 (Sergio Arellano Stark)。根據他的口供﹐此行目的就是要用恐怖手段震懾全國人民﹗^[註20]

政變之後﹐由皮諾些領導的軍政府解散國會﹐中止憲法﹐實行軍法統治。

1973年5月﹐以沙治奧．卡斯特羅 (Sergio de Castro﹔軍政府的第二任財政部長) 為首的一批芝加哥男孩開始秘密編寫一份經濟政策方案。這份經建文件被稱為「磚頭」(El Ladrillo)﹐因為它真的厚重如一塊磚頭。1973年9月11日來臨之前﹐芝加哥男孩﹐特別是與海軍中人有聯系的沙治奧．卡斯特羅 ﹐充滿熱切期待。政變之前一晚﹐他們很多都沒有回家﹐都留在 由美國中央情報局資助的右翼報社 El Mercurio 的總部﹐為明天的軍政府準備頭條新聞及宣傳戰。^[註21]

「磚頭」在1973年9月12日星期三午前便已放在軍政府的桌上。這份芝加哥男孩花了差不多半年做的新經濟政策原版地引進了佛利民主義中神聖的自由市場三位一體﹕私有化﹑撤銷規管﹑削減社會服務開銷﹗^[註22]

芝加哥男孩團立即接掌智利政府內的經濟決策崗位﹐展開了拉丁美洲前所未有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革命﹗

根據新自由主義經濟論者講述的這段歷史﹐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智利獲得空前的成功。單看表面﹐智利也似乎是大戰後全球一體化階段中運用新自由主義經濟策略獲致成功的唯一的一個國家。新自由主義經濟論者喜歡拿智利做例子來炫耀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優越性。但有兩個事實足以推翻這個神話。

第一個事實﹕整體來說﹐皮諾些在1973年策動軍事政變之後﹐智利的經濟增長的確發展得不錯﹐但智利的經濟增長遠遠不及亞洲的「經濟奇跡」﹗根據聯合國的統計數字﹐1975年至2003年之間﹐智利的每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為4%﹐南韓是6.1%。即使是完全沒有天然資源﹐比聖地牙哥小得可憐的星新加坡也有4.9%﹗而這些亞洲經濟體系都沒有走新自由主義經濟路線。^[註23]

第二個事實﹕芝加哥男孩初期搞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實在是慘敗收場 - 一個災難 - 導至1982年爆發可怕的金融危機﹗1970年﹐走社會主義路線的阿延德總統上台﹐智利的人均收入是5,293美元 (以1990年幣值算﹐下同。)。1971年﹐智利的人均收入是5,663美元。1972年﹐智利的人均收入仍然有 5,492美元﹐始終比1970年高。^[註24]

但請留意一點﹐這些數字是阿延德政府在中情局和美國企業進行經濟及政治顛覆活動之中獲得的﹐是在欠缺美國銀行貸款和美國訂單普遍縮減的困境之下取得的增長。換句話說﹐阿延德總統的社會主義路線經濟政策 - 其實就是南韓﹑台灣經濟起飛時搞的經濟路線﹗- 的而且確有實效。如果沒有美國橫暴的干預﹐其效果當更顯著。

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皮諾些的獨裁之下毫無制肘地雷厲風行。1975年﹐智利的人均收入跌落谷底﹐只有4,323美元。1976年開始向上爬﹐1981年到頂﹕5,956美元。但1981年的5,956美元主要是泡沫經濟的後果。跟住泡沫爆破﹐跌回4,898美元。要到1987年才回復到軍事政變前的水位﹕5,590美元﹗^[同註24]

2008年9月29日﹐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從智利的金融危機可以學習到的事情〉﹐聲稱智利政府的對應措施保護了經濟自由﹐而經濟自由保護了市場體系﹐而市場體系在過去的25年不單存活下來﹐更茵茵向榮云云﹐並進言小布殊政府 (刻意誤導美國民眾﹖) 可向智利政府學習。^[註25] 這位作者是瑪麗．奧格第 (Mary Anastasia O'Grady)﹐華爾街日報編輯委員會的成員﹐專責拉丁美洲政經新聞評論。她的本行是証券買賣﹐進入華爾街日報前服務美林証券。她的文章沒有說的是當時的智利政府是一個非法政府﹐一個推翻民選政府的軍人獨裁政府﹔金融危機是芝加哥男孩實踐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結果﹔智利是佛利民的實驗室。

當時的芝加哥男孩用了什麼新自由主義經濟措施去解決問題﹖

首先﹐智利政府將整個銀行界國有化﹐為出口商提供海外行銷及研發援助﹐甚至在1990年代實行資金管制﹗國有化銀行界不是社會主義嗎﹖﹗提供海外行銷及研發援助不是干涉主義嗎﹖﹗資金管制不是違反自由市場規律嗎﹖﹗

更可怕的是﹐在過去三十年﹐智利喪失了大量的製造工業而變得極端依賴天然資源輸出。事實上﹐智利早已成為單純的天然資源輸出國 (反正美國企業需要的是該國的天然資源和市場而矣﹗)﹐完全沒有科技能力邁向更高生產率的經濟活動﹗顯然﹐本已不太富裕的智利面對的是一個極限 - 一個令智利怎麼也不可能達到繁榮水平的極限﹗

在皮諾些軍政獨裁下的經濟體系陷入困境的日子裡﹐美國的右翼團體﹑列根政府及共和黨人﹐包括麥凱恩(﹗)﹐頻頻出訪智利﹐以表團結支持﹗少為人知的是在那段期間﹐奧地利經濟學家變身而為哲學家的海耶克多次訪問智利﹐與皮諾些會面﹐之後在倫敦時報撰文為皮諾些獨裁政權辯護。更在智利接受訪問時放言﹕「開放的獨裁和缺乏自由的民主政制兩者﹐我個人傾向於前者。」 ^[註26]

果然﹐奧地利父權社會燻淘出來的自由主義者還是嚮往「通往奴役之路」﹗而「通往奴役之路」竟然是佛利民的「新自由主義」﹗

1992年﹐法蘭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出版了令他一舉成名的〈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在學術的範圍內﹐隨著該書的面世﹐福山參與了政治哲學及倫理學論述中關於普遍主義 (universalism) 和特殊主義 (particularism) 誰對誰錯的爭論。簡單地說﹐普遍主義假設了一個立足點﹐能夠評價社會體系的結構﹔意思是我們可以有一個評斷任何人類社會制度﹑行為﹐以至文化的真假對錯的立足點。約翰．羅斯 (John Rawls) 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1971) 就用上這樣的語言﹐稱這立足點為他的「阿基米德支點」(只在第一版出現﹗)。與羅斯式自由主義 (不是本文討論的新自由主義) ﹐特別是早期的羅斯式自由主義﹐對著幹的是社群自由主義 (communitarianism)。社群自由主義反對自由主義的普遍假設﹐認為不可能將一套準則應用到所有的人類社會上﹐因為每一個社會﹑每一個文化都有其特殊性。貫穿兩套理論的爭議是人 - 作為個體 - 的界定。福山站在自由主義的一邊﹐再從普遍主義的位置發言。

大背景到此為止﹐我們離開學術的象牙塔﹐回到現實世界。

1980年代後期﹐東歐局勢風起雲湧﹐共產主義集團面臨史無前例的瓦解危機。佛利民在七十年代的智利上了如何利用危機的寶貴的一課﹐在這當兒﹐面對國際政情急劇的變動﹐他明白到現在就是將前共產國家皈依到純粹的佛利民主義的時候。他向芝加哥學派信徒傳授他的竅門﹕我們必須準備好解決方案﹐當別人還在提問的階段﹗當然﹐佛利民主義的解決方案是一個不計 (對方) 後果的實驗﹗

1989年2月﹐擁抱佛利民主義的信徒們舉辦了一個聚會﹐地點在芝加哥大學。法蘭西斯．福山在這一天發表演講﹐題目是《我們是否逼近歷史的終結﹖》 (Are We Approaching the End of History?)。這篇演講稿就是三年後出版的〈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的藍本。福山聲稱在冷戰告終的時刻﹐共產主義的衰亡並非「導向意識形態的終結或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匯流 ... 而是經濟與政治自由主義的勝利。」^[註27]

「歷史的終結」實在不是一個新概念﹐它的背後是歷史決定論﹐一種基督教形而上學﹐源自黑格爾﹐而黑格爾的形而上學碰巧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母乳。

在黑格爾的形而上學體系之中﹐歷史只不過是一個螺旋向上的辯證運動﹐這個運動的最高點是絕對精神 (der Absolute Geist﹔黑格爾的基督教上帝﹗)﹐也就是歷史的終結﹔而所謂歷史就是精神的體現。黑格爾的歷史是指時代﹑文化這些東西﹐個人只是一塊磚頭。馬克思主義是什麼主義﹖馬克思主義就是黑格爾主義﹐就是黑格爾形而上學史觀減去黑格爾的形而上學。剩下的是一個辯證運動。但辯證運動只是一個空殼﹐馬克思將辯證運動詮釋為階級鬥爭﹐宣稱生產方式決定了時代﹑文化這些東西﹐而歷史是通往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嚴格來說 (即使用馬克思主義的語言)﹐ 共產主義之前的人類社會﹐例如資本主義社會﹐都屬於「前史」﹐真正的「歷史」在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出現的時候才會開始。^[註28] 德國哲學家喜歡玩文字遊戲﹐以示高深﹔但在一般意義下的「歷史」﹐馬克思主義中的共產主義社會就是歷史的終點﹐而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則被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天堂替代了﹗

〈 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其實是重覆了《我們是否逼近歷史的終結﹖》講稿的題旨﹐再補以大量的「數據」。但問題顯然是「數據」的詮釋及「數據」是否印證了所宣稱的現實﹗本文的目的就是重新詮釋新自由主義經濟論者的「數據」及呈示新自由主義經濟論者沒有提供的「數據」﹗

《我們是否逼近歷史的終結﹖》的題旨很簡單﹕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末﹐人類社會的各種政治體制在淘汰的浪潮中印證了西方的勝利﹐印證了西方觀念 (黑格爾意義下的「觀念」) 的勝利。「我們正在見證的可能不單是冷戰的結束﹐或戰後歷史中某特殊時期的過渡﹐而是歷史本身的結束﹕意指﹐意識形態進化的終點﹐及作為人類政制的最終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普遍化。」^[註29]

除了見到共產陣營的陷落之外﹐福山憑什麼可以如此囂張地宣佈歷史的終結呢﹖兩個原因。一﹑作為黑格爾的門徒﹐福山認為只有黑格爾的絕對才是人類社會的最終理性形式﹔二﹑在福山的眼中﹐人類明顯地已經耗盡了西方自由主義以外的可行的系統替代方案。^[註30] 荒謬的是福山從來沒有論證黑格爾的絕對觀念論。黑格爾主義對他來說只是一個方便。至於人類「明顯地」已經耗盡了西方自由主義以外的可行的系統替代方案這種說法根本就是對進化事實無知及對科學方法的莫大侮辱。

談了這麼多﹐究竟福山口中的「西方自由主義」所指為何﹖福山有時似乎在說議會民主制度﹐但議會民主制度只是一個架構﹐他的「西方自由主義」有時又變換成「經濟與政治的自由主義」。這種模糊在學述論著之中很難站得住腳。或者這種模糊是固意讓讀者做自由聯想﹖

2001年9月20日﹐9/11 襲擊之後十天不到﹐新美國世紀方案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右翼智庫) 寫信給小布殊總統﹐要求推翻伊拉克的侯賽因。信中明言﹕即使沒有證據直接連繫伊拉克和 [9/11] 襲擊﹐任何清除恐怖主義及其贊助人的策略必須包括推翻伊拉克的侯賽因的決志 (大意)。^[註31] 福山是簽署人之一﹗早於1998年1月26日﹐新美國世紀方案已經向當時的克林頓總統發公開信﹐要求推翻侯賽因。福山是簽署人之一﹗^[註32] 新美國世紀方案成立時的行動原則有四點﹕一﹑大量增加國防開銷﹔二﹑聯繫民主陣營的盟友及挑戰對我們的利益和價值有敵意的政權﹔三﹑在海外推廣政治與經濟自由﹔四﹑美國獨有責任維護及延伸於我有利的國際秩序。^[註33] 了解十八﹑十九世紀世界歷史的朋友看一看新美國世紀方案成立宣言在語言上與十八﹑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的語言及思維方式何其相似。福山也是簽署人之一﹗

福山是新保守主義者﹐當時的福山是美國國務院的高級決策者之一﹐也是列根教義 (Reagan Doctrine) 的塑造人之一。列根教義就是主張主動或明或暗地協助共產陣營內的反共產主義運動﹐以抑制共產陣營在亞﹑非﹑拉丁美洲的擴張。1989年﹐福山在芝加哥大學舉行的演講由約翰．奧連基金 (John M. Olin Foundation 1953 - 2005) 贊助。約翰．奧連基金附屬奧連化工﹐資助十多個右翼智庫組織﹐包括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院和法學院﹐以推廣美國傳統的經濟與政治自由。這個基金同時也是佛利民意識形態聖戰運動的長期贊助商。^[註34]

1989年2月在芝加哥大學演講的對象聽眾明顯是芝加哥學派的圈內人﹐所以福山無需費心界定他的「西方自由主義」或「經濟與政治的自由主義」。佛利民斷言自由市場和自由人兩者不可分割。真正的民主會在完全撤銷規管的自由市場之中出現。這種自由市場民主就是福山的「西方自由主義」﹐就是福山的「經濟與政治的自由主義」。福山服膺於佛利民的竅門﹐就是不管一切﹐在別人還在討論之時推出早已準備就緒的解決 (實驗) 方案。毋需在第三個替代選項的問題上與人辯爭不休﹐只有兩個替代選項﹐共產主義已經失敗﹐資本主義勝利﹐歷史已經終結。這是思想上的先發制人 (pre-emptive strike)﹐但同時亦是繞過民主決策程序﹐在公共領域還沒有經過適當的討論便宣判爭論已經結束﹗如果有人不同意的話﹐那是因為你 (包括第三世界) 還「滯留在歷史當中」﹗^[註35]

在福山的黑格爾主義架構之中﹐自由市場民主與規範市場非民主政制的對壘取代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資本主義天堂取代了共產主義空想﹐於是「西方觀念」 (黑格爾式觀念) 成為人類歷史的制高點﹗

福山說得對﹐當今有一個難以壓抑的輿論﹐就是凡人皆有民主地統治自己的權利﹔但有誰會選擇一個沒有工作保障﹑沒有最低工資和隨時會被任意解僱的經濟體系﹖誰會選擇一個沒有醫療保障﹑沒有教育保障的經濟體系﹖誰會選擇這樣的一個天堂﹖

福山在芝加哥大學宣佈歷史終結之後三個月﹐中國人重重地刮了他一記耳光﹗

毛澤東壽終正寢之後﹐鄧小平面對的最大難題是共產黨如何在國家完全破產的情況下繼續執政﹗中國歷代的農民起義都是在農民貧無立錐﹑食無可食的絕境中求生的本能。要消解這個危機﹐必須從經濟方面入手。毛澤東的獨夫式計劃經濟的失敗不是作為方法學上的計劃經濟的失敗﹐而是個人的權力慾望掩蓋了人民的生存價值的結果。^[註36] 作為一個方法學﹐計劃經濟並不等如不顧一切的極端的實踐活動﹗在自由市場之中可以行使適中的計劃經濟作為調節機制。事實上﹐今日所有的富裕國家在早期都在不同程度上實踐計劃經濟﹐特別是重工業的起步﹐更不可能沒有政府的介入。當然﹐我們今天談的政府介入或不同程度的計劃經濟必須通過一個在公共領域進行的民主決策程序﹗一方面由於後毛澤東時期沒有民主機制﹐另一方面也是中國人在近代養成的鐘擺思維習慣使然﹐經濟上便從共產主義的計劃經濟一下子便搖擺到佛利民式的資本主義；但事實上也真的是只有試驗過才知道結果。

1980年﹐鄧小平邀請佛利民到北京和上海私人教授自由市場的理論基礎。根據佛利民的回憶﹐與會者都有邀請票﹐都是官員﹑教授和黨經濟學家﹐為數數百。他的主要訊息是﹕在資本主義國家生活的普通人比在共產主義國家生活的普通人好。他最喜歡炫耀的例子就是香港。1997年7月8日﹐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共產黨之後一星期﹐佛利民在華爾街日報撰文聲稱﹕雖然香港沒有民主﹐但香港比美國更自由﹐因為政府介入經濟的行為比美國政府少。文章標題為《但願美國有香港那麼自由》﹗^[註37] 任誰都明白佛利民鬼話連遍。佛利民根本就歪曲了政治文化制度論述中「自由」這個概念。「自由」這個概念 (在政治﹑文化﹑制度論述中) 歷來都不是用來指謂單一的某個社會活動﹐更不是用來單獨指謂經濟活動﹗政治參與的自由是「自由」這個概念的主要內容﹐因為政治活動就是社會權力的中心。只有通過社會權力的中心才能保障個人在社會上各個方面的自由及權利﹗佛利民關心的只是經濟自由﹐但在現實生活之中﹐在一個毫無規管或超低規管的自由市場﹐權力毫無例外地都會向大企業及財團傾斜﹐而到最後﹐所謂的經濟自由實在只是赤裸裸的大企業及財團膨脹利潤的自由。社會上的大多數都只能活在沒有保障的生活之中。香港的自由市場實在是個殖民地市場﹐是殖民地政府賺取利潤以扶助宗主國經濟的商店﹔而殖民地政府的拍檔是大商家﹐結果則是今日香港人口中不斷咒罵的官商勾結。香港人連保護維多利亞港的自然環境也無能為力﹐因為發展商需要政府填海﹐讓他們興建摩天大樓﹐出租或出售。什麼自由﹖有趣的是﹐殖民地宗主國走了﹐回歸祖國懷抱了﹐但同一模式的自由市場在香港仍然行得通﹐不為什麼﹐因為佛利民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無需民主自由的政治環境﹐它需要的恰恰就是一個威權主義﹗佛利民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只能夠通過威權主義或軍政獨裁來落實﹕前有智利﹐後有香港﹐前途一片光明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鄧小平需要的正是這樣的一個經濟體系﹕一個容許威權政府的自由市場﹗因為是摸着石頭過河，如果政府在決策上沒有近乎絕對的權力，一旦出現問題，整個社會便會真的亂了套。所以，基於各種原因，中國開放之後的所謂自由市場模仿的不是美國的自由市場模式﹐而是智利皮諾些式混合威權主義鐵碗鎮壓的「自由市場」。

在毛澤東時代﹐所有的鎮壓都是以國家民族及工人農民的名義進行﹐鄧小平時代的鎮壓措施則以國家民族及現代化的名義進行。在佛利民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指導之下﹐工人農民被要求放棄他們的利益以附合一小撮人的利益﹐讓這一小撮人先富起來。198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引入外資。為了吸引外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撤銷對工人的保障。在中國共產黨的內鬥中三下三上的鄧小平不是蛋頭﹐他在同一時間下令建立一支有400,000人的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雖然名為警察部隊﹐實在是防暴隊﹐主要任務是鎮壓「經濟罪行」﹕即罷工及抗議活動﹗這支部隊配備有美國製直升機和電牛棒﹐有好幾個單位曾被送到波蘭接受反暴動集訓﹐學習波蘭戒嚴期間對團結工會的鎮壓戰術。^[註38]

1980年代後期﹐鄧小平引進更多影嚮城市工人生計的措施﹐取消價格管制﹐就業保障也沒有了﹔於是價格飆昇﹐工人失業率高漲。社會上不平等的現象越來越明顯。小眾的贏家與大眾的輸家之間逐漸出現一條深溝。中國共產黨首次遭遇到開放之後社會上的強烈反彈。198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回復了一些價格管制措施﹐但抑制不了工人農民的不滿﹐其中包括了共產黨高層及地方官員貪污瀆職等問題。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自由市場實驗危機四伏。智利軍事政變之後﹐芝加哥男孩實行的自由市場實驗同樣遭遇危機﹐1975年﹐皮諾些邀請佛利民到訪﹐以振士氣。佛利民的意見是不管一切﹐實行到底﹗1988年﹐在門徒張五常穿針引線之下﹐佛利民高調訪問中國﹐與趙紫陽見面。佛利民的意見﹖不管一切﹐實行到底﹐因為這是「中國實驗最滿懷希望的階段」　(the most hopeful period of the Chinese experiment)。佛利民在回憶錄內記述他寫給中共領導人的備忘﹕「我強調搞私有化和自由市場﹐及自由化要一次到位的重要性」　(I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privatization and free markets,and of liberalizing at one fell stroke) - 佛利民聞名中外的震撼性治療﹔他似乎看不到﹐或者他根本就不關心﹐他的實驗物是有血有肉的人。佛利民離開中國之後﹐社會動蕩加劇﹐抗議事件接二連三。

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六四屠殺。

當時國際間的評論集中於一條線索﹐認為事件是學生對西方民主的追求與黨內保守勢力的衝突。但有些事實必須要面對。

首先﹐在天安門廣場上參與示威的民眾不是只有學生。雖然學生的聲浪最高﹐並且站在領導的位置﹐但擠在他們之間的還有國際貿易法律處職員﹑公司職員﹑報社職員﹑醫院實習大夫﹑工程師﹑雜誌編輯﹑熱電廠科長﹑售貨員﹑電焊工﹑旅遊局司機﹑華北物資站職工﹑圖書館管理員﹑烤鴨店廚師﹑人民法院職工﹑機電產品供銷公司經理﹑航天部技術工人﹑冶金報記者﹑鑽探工具廠工人﹑焦化廠技工﹑住宅壁板廠司機﹑浴室工作人員﹑服裝個體戶﹑縫紉機廠司機﹑重型汽車鑄造廠車工﹑食堂工人﹑製釘廠銷售科業務員﹑鐵路客運處職員﹑糧店工人﹑進出口公司職員﹑農民﹑復員軍人﹑軍事醫學儀器技工﹑鞋廠模具鉗工﹑鑄工車間工人﹑待業﹑飯莊廚師﹑印刷廠廠長 ...。這些都是經丁子霖教授核對過的186名死難者的生前職業。^[註39] 我們不厭其繁地抄寫下來是要說明這批死難者之中有一半都不是學生﹐都是在職或失業人士。在性質上﹐天安門廣場的示威及抗議活動從來都不是學生與共產黨內保守勢力的對壘﹗

第二﹐六四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展開大規模的搜捕行動﹐有約四萬人被補﹐數千人被關進監獄﹐可能有幾百人被處決﹐但大多數被補的都不是學生而是工廠工人﹐被處死的基本上都是工人﹗^[註40]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行使的手段一如拉丁美洲的右翼獨裁政府﹐就是專針對對撤銷規管的資本主義構成最大威脅的份子﹗此所以北京市工人自治聯會的韓東方保外就醫後在1993年試圖回國卻被逮介出境﹐於今定居香港繼續從事工運。

第三﹐六四前﹐鄧小平減緩了佛利民式自由市場的苛刻措施﹐以疏解社會壓力﹐但六四屠殺之後三個月﹐他重新引進佛利民建議的苛刻措施﹐包括撤銷價格規管。這顯然是佛利民的首本戲 - 震撼實驗 - 在人民驚魂未定之時再予以重擊﹗從智利到中國到新奧爾良﹐都是同一手段。

本文的這部份要證明﹕
1. 六四不是中國學生對「西方」民主的訴求而與共產黨內的保守派衝突﹔
2. 六四是「實事求是」的鄧小平硬銷佛利民式自由市場的結果﹔
3. 六四是中國的大多數否定佛利民式自由市場的「和平起義」﹔
4. 六四是北京的「波士頓茶葉派對」﹐重申「沒有代表便不交稅」(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的主張﹔
5. 六四是中國人民在佛利民式自由市場下要求取回一個民主決策程序的行動﹗

這個民主決策程序沒有東方西方的分別﹐只有簡單的邏輯﹕為什麼發言權都落在一小撮人的手裡﹖為什麼大多數人都沒有發言權﹖為什麼朱門酒肉臭﹐路有涷死骨﹖

如果本文的論證成立的話﹐我們對世界的認識或許便不會流於淺薄。

我們或許會明白到伊拉克戰爭是一場為誰打的仗﹖在伊拉克暗地裡進行的私有化是什麼回事﹖委內瑞拉的烏戈．查韋斯總統 (Hugo Chavez) 的社會路線政策與被推翻的智利民選總統薩爾瓦多．阿延德的政策何其相似﹖因此其境況何其險峻﹖也會明白到為什麼玻利維亞的胡安．莫拉萊斯總統 (Juan Morales) 也走社會主義路線﹖事實上整個拉丁美洲都有一個社會主義傾向﹐那是對佛利民式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抗衡﹐對美國極右翼與跨國企業集團借助一個胡說八道的經濟理論對拉丁美洲進行資源掠奪說「不」的動作。

非洲方面﹐只要我們查一趟世界銀行 (World Bank Group)﹑國際課幣基金 (IMF)﹑世界貿易組織 (WTO) 的成員背境及將這些組織推行的成謂自由貿易﹑開放市場與兩個世紀之前的跨國公司東印度公司的操行比較一下便不難發現為什麼非洲的經濟總是停滯不前。

再回過頭來看中國﹐我們也不難發現中國只不過是一個抖纏不清的蜘蛛網上的一頭蒼蠅。

本文借今年的六四周年紀念在國際歷史舞台上為六四定位。

註釋﹕

[註1] 這個佛利民不是經濟學家米爾頓．佛利民。 湯馬斯．佛利民先以寫中東問題成名。 1980年代﹐美國國策堅持巴勒斯坦人進行的是恐怖活動﹐以色列的暴力手段是純粹的反擊或報復﹐與掠奪土地和種族滅絕無關。 1984年12月﹐阿拉法主動提出在互相認受 (mutual recognition) 的條件下與以色列談判和解。 到了1985年﹐湯馬斯．佛利民在知悉情況之下繼續撰文宣傳中東問題不能解決是因為以色列沒有和解的談判對手﹐以附合當時的美國國策﹗紐約時報 (今日某些蠢蛋如唾涎般掛在嘴角的「左報」﹗) 對阿拉法的和談建議一個字也沒有刊登﹗

[註2] Regulation 和 deregulation 是今日美國政治的日常用語﹐翻譯時要小心。我們過去寫的幾篇文章中所做的翻譯也不好。To regulate 沒有 control 或 monitor 等語詞的強烈內涵﹐所以不能翻作「管制」﹑「監控」等中文語詞。今日的中國人慣於望文生義﹐翻譯不當可做成很大的誤解﹐以至被人利用。如果將 to regulate 翻做「管制」﹐對新自由主義經濟不太理解的中國人可能立刻便聯想到獨裁政府﹑威權主義等方面去。To regulate 實在是調整﹑調節﹑調校的意思﹐是訂立規則﹐然後根據規則做 (適度的) 調控。在這個意義下﹐to deregulate 則是要撤銷規則﹐不是不要管制那麼表面的意思。在這篇文章裡﹐我們嘗試將 regulation 翻做 「規管」﹐將 deregulation 翻做 「撤銷規管」﹐希望能減少誤解的可能性。

[註3] 請大家注意﹐不是政府在現實社會中「無用」﹐而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人認為它 - 政府 - 「應該」無用﹗搞不清楚這一點﹐「小政府」便只能淪為一句口號。

[註4] 本文的目光放在中國大眾﹐為了方便論述﹐三言兩語地將自由意志論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濃縮/簡化得不成樣子﹐請學者專家們不要太介懷。

[註5] Renato Ruggiero: Whither the Trade System Next? (貿易體系之後的去向﹖)。文章刊於 The Uruguay Round and Beyond - Essays in Honour of Arthur Dunkel (J. Bhagwati & M. Dunkel 編輯) 一書。

[註6] 韓裔劍橋大學經濟學者張夏準在他的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踢開爬梯 - 發展策略的歷史考察) 一書有詳盡的論述﹕拉丁美洲各國(如巴西)﹑暹羅﹑波斯﹑奧圖曼帝國﹑日本﹑朝鮮等都是在前述情況下喪失關稅自主權的。

[註7] 數字來自張夏準的 Bad Samaritans:The Guilty Secrets of Rich Nations & the Threat to Global Prosperity (惡劣的撒馬利亞人﹕富裕國家的虧心秘密和對總體繁榮的威脅)。

[註8] 華爾街日報的 John Harwood 報導﹐“Washington Wire: A Special Weekly Report from the Wall Street Journal’s Capital Bureau”﹔Wall Street Journal﹐2009年9月9日。原文為﹕“We finally cleaned up public housing in New Orleans. We couldn’t do it, but God did.” 。

[註9] 紐約時報的 Gary Rivlin 報導﹐“A Mongul would Rebuild New Orleans”﹔New York Times, 2005年9月29日。原文為﹕“I think we have a clean sheet to start again. And with that clean sheet we have some very big opportunities.” 。

[註10] Naomi Klein: The Shock Doctrine (震撼教旨), Penguin 2007。

[註11] Milton Friedman: “The Promise of Vouchers”, Wall Street Journal, 2005年12月5日。原文為﹕“Most New Orleans schools are in ruins, as are the homes of the children who have attended them. The children are now scattered all over the country. This is a tragedy. It is also an opportunity to radically reform the educational system.” 。

[註12] Michael Kunzelman: “Post-Katrina, Educators, Students Embrace Charter Schools”; Associated Press, 2007年4月17日。

[註13] Stephen Lendman: “Katrina Redux”, Center for Research on Globalization(全球一體化研究中心);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10054。

[註14] Susan Saulny: “US Gives Charter Schools a Big Push in New Orleans” (美國在新奧爾良大力推行委辦學校), New York Times, 2006年6月13日。

[註15] Veronique de Rugy & Kathryn G. Newmark: “Hope After Katrina” (卡特千娜過後的希望), Education Next, 2006年10月1日。

[註16] 同註 10﹐原文為﹕“I call these orchestrated raids on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wake of catastrophic events, combined with the treatment of disasters as exciting market opportunities, ‘disaster capitalism’.”。

[註17] Sue Brandford & Bernardo Kucinski: Debt Squads: The U.S., the Banks, and Latin America (美國﹐銀行與拉丁美洲); Zed Books, 1988。

[註18] Subcommittee o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Telephone & Telegraph Company and Chile, 1970-71” (國際電話與電報公司及智利﹐1970-71); Report to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by the Subcommittee o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1973年6月21日。ITT 甚至倡議軍事政變﹐並私自為尼克遜政府準備了一份推翻智利民選政府的十八點策略提要﹗這些報告在美國政府網上的 The National Archives (國家檔案庫﹕http://www.archives.gov/research/) 都可以查得到。

[註19] Report of the Chilean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智利國家委員會關於真相與和解的報告), 第一冊﹐英語翻譯﹕Phillip E. Berryma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3。

[註20] Peter Kombluh: The Pinochet File: A Declassified Dossier on Atrocity and Accountability (皮諾些檔案﹕一份與暴虐行為及責任相關的解密文件), New Press, 2003。

[註21] http://foia.state.gov/Reports/ChurchReport.asp: 美國國務院根據中央情報局解密文件寫的關於中情局於1963-1973年間在智利搞的地下活動的報告。雖然 El Mercurio 至今一直否認受過中情局資助﹐但報告中寫得很清楚﹐El Mercurio 雖然只是中情局滲透智利傳媒以推翻民選總統阿延德的眾多傀儡報刊之一﹐但對中情局來說是最重要的﹐也是付款最多的﹔譬如1971年9月批准了700,000美元﹐1972年4月又批准了965,000美元。念政治科學或拉丁美洲歷史的讀者必須仔細閱讀這份文件﹗這份文件詳述了美國如何干預及影嚮一個民主國家的選舉﹑如何行賄政黨﹑如何買通大小傳媒做思想上的顛覆活動﹐以至直接促成軍事政變。更重要的是智利只不過是美國在拉丁美洲搞顛覆活動的其中一個例子﹗

[註22] Juan Gabriel Valdés: Pinochet’s Economists: The Chicago School in Chile (皮諾些的經濟學家﹕在智利的芝加哥學派); W.W. Norton & Company, 1911。

[註23]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註24]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Historical Statistics (世界經濟﹕歷史統計數據); OECD, 2003。

[註25] Mary Anastasia O'Grady: “What We Can Learn from Chile’s Financial Crisis” (從智利的金融危機可以學習到的事情); 華爾街日報, 2008年9月29日,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2265260912184329.html。

[註26] Greg Grandin: Empire’s Workshop: Latin Americ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Imperialism (帝國工場﹕拉丁美洲﹑美國與新帝國主義的興起) ; Metropolitan Books, 2006。作者在紐約大學教授拉丁美洲歷史。

[註27]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歷史的終結﹖);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文章是1989年2月的講稿整理後發表。原文﹕“… not to an ‘end of ideology’ or a convergence between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 but to an abashed victory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liberalism.”。這個一廂情願的「觀察」顯然與事實相牟﹐因為加拿大﹑英國﹑德國等西方國家都混合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不是洪水猛獸﹐也不等於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傳統在十八世紀的法國便有了。

[註28] Karl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conomie (政治經濟學批判手稿); EVA 1939。

[註29]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歷史的終結﹖); 原文﹕“What we may be witnessing is not jus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or the passing of a particular period of postwar history, but the end of history as such: that is, the end point of ideological evolution and the universalization of Western liberal democracy as the final form of human government.” 。

[註30] 同上。

[註31] Letter to President Bush on the War on Terrorism; http://www.newamericancentury.org/Bushletter.htm﹐2001年9月20日。原文﹕“But even if evidence does not link Iraq directly to the attack, any strategy aiming at the eradication of terrorism and its sponsors must include a determined effort to remove Saddam Hussein from power in Iraq.” 。

[註32] Letter to President Clinton on Iraq; http://www.newamericancentury.org/iraqclintonletter.htm﹐1998年1月26日。

[註33]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http://www.newamericancentury.org/statementofprinciples.htm﹐1997年6月3日。

[註34] Milton Friedman & Rose D. 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 Memoirs (兩個幸運的人﹕回憶錄);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8。

[註35] 同註 27。

[註36] 同樣﹐資本主義也不等如﹐更不應該﹐是不顧一切的極端的實踐活動﹗

[註37] Milton Friedman: “If Only the United States Were as Free as Hong Kong” (但願美國有香港那麼自由); Wall Street Journal, 1997年7月8日。如果今日在美國為共和黨及右翼集團賣命的所謂中國民運人士真了解新自由主義﹐真接受新自由主義宗師佛利民的教義﹐但又堅持美國是世界上最自由民主的國家的話﹐他們便應該貫徹終始﹐朝夕禱告﹐祈求美國的代議政制消失﹐使美國能與佛利民口中最自由的香港看齊﹗請立即放棄你們在政治上的參與權利﹗不要再口是心非﹐胡說八道﹗

[註38] Maurice Meisner: The Deng Xiaoping Era: An I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鄧小平時代﹕探討中國社會主義的命運﹐1978-1994), 1978-1994; Hill & Wang, 1996。

[註39] http://www.64memo.com/html/victims.htm。

[註40] 同註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