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是新自由主義的門徒，夾著弗里曼的名聲在香港及中國宣傳新自由主義的所謂「市場經濟」，分化中國社會，造成工人階級的普遍不滿，也就是六四的幕後元凶之一。剛開放後的中國領導層對世界的了解出現一個認識上的斷層，對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市場經濟的歷史缺乏考據資料，不了解新自由主義經濟在南美洲與獨裁軍政府之間的緊密關係，因此開放後被美國政府牽著鼻子走了十多年 (?) 而矇然不覺，導致悲劇的發生。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來自美國，為什麼自稱民主世界的領導者美國竟然不是最新自由的國家﹖為什麼當美國政府 (及北約國家) 鼓吹及強逼其他國家 (譬如海地﹗) 對本國工農業取消政府補助金的同時，美國政府卻一直對美國農民提供補助金﹖今年2012年要續期的農業法案 (Farm Bill) 價值 三百億美元，其中的五十億屬直接救濟金﹗[註1] 「民主的基石」，自由競爭，不要了﹖
中國領導人及中國人民靜心下來，思考一下﹕為什麼弗利曼口中的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是香港 - 一個公民完全沒有政治權利的殖民地﹖這個問題必須有一個理性及科學可以接受的答案﹗這個答案還需要我們說出來嗎﹖
此所以當茅于軾說什麼「貿易不是等價交換 ... 作為正常的貿易，它能使各方都賺錢的原因就是因為發揮了比較優勢...」﹔「本來貿易是利人利己，但如果我們把比較利率的測量尺度搞錯了，那就變成損人損己了...」﹔「所以我說，匯率要麼是利人利己，要麼是損人損己，不可能存在損人利己的匯率...」等都是沒有論證的廢話。[註2] 茅于軾搞的是「經濟夢」，不是「經濟學」﹗為什麼盛產大米的海地已經無力養活自己，全部靠入口美國政府補助的美國大米存活﹖茅于軾先生，你究竟懂不懂﹖
茅于軾的「經濟夢」是亡國的「經濟學」，中國人，你懂不懂﹖
(http://book.cn.yahoo.com/data/info/index.html?book_id=13477)。
在美國因涉嫌經濟犯罪而被全球通緝的張五常，躲在國內不敢外出，卻不時小露崢嶸，成為主流經濟學家的一面旗幟。如今他又跳出來，高呼所謂中國貧富分化過大之說是「胡說八道」，是世界銀行和「很多好事之徒給做出來的「。接著他就具體舉出了例證，證明失業下崗的大多是活該：「很多人不是被老板炒魷魚，而是他自己炒老板魷魚。一家公司每年只有20%工人流失就是很好的了。我的一個朋友在東莞開廠，軟件企業，一年會有50%的工人流失。」「假如一個人真的想要找工作的話，你找到一個月600塊錢的一份工是沒有問題的。你去東莞找，馬上就有。」
主流經濟學家如今已經是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言人。這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張五常的朋友在東莞開公司，希望給工人600元的工資。工人一半跑了。張五常義憤了：放著600元不要，還有臉喊窮！他的這種經濟學理論，實際上是在為自己的哥們兒拉夫呢。
張五常口口聲聲市場經濟，從亞當•斯密、弗里德曼，一直講到鄧小平。歸根到底一句話：「你想要社會有進步，一定要鼓勵每個人發揮個人所長。」那麼，我們就從這句話所揭示的理論講起，幫助張五常理解一下，為什麼那麼多工人不願意領他開的600元。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思對所謂「鼓勵每個人發揮個人所長」的市場經濟制度有一段精彩的歸納：當一個人能從其經濟活動中獲得的「個人回報率」接近社會從同一活動中獲得的「社會回報率」時，經濟運行才最有效率。當「個人回報率」遠低于「社會回報率」時，個人就不會努力為社會創造價值了，個人的閒暇時間也就升值了。
把話說得再白一些，當一個人對社會作出貢獻時，他能立即從這種貢獻中按正當比例分得「紅利」，那麼在利益的激發下，許多人都會爭先恐後地造福于社會。如果取消這種紅利，或者只獎賞很小的紅利，和其對社會的貢獻遠不成比例，人們就寧願閒著不幹事。
這一理論，其實一直被主流經濟學家們所擁抱。他們認為企業家創業不容易，必須從他們的貢獻中分得紅利，否則就無法鼓勵最優秀的人來當企業家。對此，我完全擁護。但是，下面就是我和這些主流們的分歧。主流經濟學家們認為企業家改變了中國，小民百姓多屬于一個月領600塊的跟從者。所謂「個人回報率」接近「社會回報率」的理論，只對企業家適用，對小民百姓則不適用。我則認為，同一理論，對任何人都適用。工人為什麼從工廠跑掉？為什麼日本工廠里的工人不跑？美國工廠里的工人不跑？因為在人家那里，工人到工廠上班，他們從這種活動中得到的「個人回報」和「社會回報」是接近的。在中國，工人去上班，如果拿600元的月薪的話，能養活自己就不錯，根本無法照顧家庭。他們從自己的勞動中得到的「個人回報」，和他們所創造的「社會回報」（即對社會的貢獻）相距太遠。所以人家才會跑掉。這麼簡單的道理，難道張五常這位自稱有資格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真搞不懂嗎？
張五常還說：「北京有很多智囊……要搞什麼福利制度，搞三搞四，又搞什麼最低工資，還有什麼反壟斷法。「那麼請問，現在哪個發達國家沒有福利制度？沒有最低工資標準？沒有反壟斷法？以美國這個沒有全民醫療保險，福利最少，最講究自由競爭的西方發達國家為例。其社會安全(Social security)、醫療保健(Medicare)、醫療補助(Medicaid)這三大「福利」，就占去了聯邦政府財政收入的36%，達到1.2萬億美元，与中國的國民經濟總產值已經相距不遠。相比之下，在伊戰打得正酣，軍費猛增之時，國防開支才占政府財政的20%。[註3] 最近眾議院以315對116的壓倒多數，通過了法案，要求在兩年內把最低工資從每小時5.15美元提高到7.25美元。再看看反壟斷法，從比爾•蓋茨到希望互相就獎學金問題達成協議的大學，都要受其約束，接受調查。如果沒有反壟斷法，如果市場被幾個像張五常那些只肯給工人600元的朋友所壟斷，還怎麼自由競爭？
看看中國近四分之一世紀的經濟起飛就知道：中國的財富翻了幾倍，靠的是勞工們辛辛苦苦制造的衣服、鞋襪、玩具……但是，我們並沒有造就世界一流的企業，沒有世界一流的名牌。這說明，目前中國的經濟成就，主要是勞工的血汗，不是企業家的創意。否則就無法解釋這麼大一個經濟體沒有世界一流企業的現象。但是，這些為中國的經濟奇跡立下首功的勞工們，「個人回報率」太低，權利太缺乏保障。這是中國當今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我在〈中國不能永遠為世界打工〉和〈草根才是主流〉兩書中反複強調：一個國家的經濟起飛，最終不能靠幾個暴發戶，而必須靠保證普通百姓的基本權利，使他們能夠因為自己的努力而從經濟發展中得到正當的回報。中國的經濟起飛起點低，剛剛從飢餓中幸存下來的老百姓，對「個人回報」的要求並不高。他們願意拿比別人更低的工資而更努力地工作。中國的經濟發展，實際上搭了他們這種工作倫理的便車。但是，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誰也不能永遠坐車不花錢。中國的百姓看到了身邊的變化，看到了社會積累的財富。他們開始尋求自己正當的回報。像張五常這樣的老爺們，該給自己的車夫付錢了！
附﹕布萊爾与東莞民工
(同一出處)
最近，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到廣東東莞走穴賺錢，引起一陣媒體風暴。有說他二十分鍾講演進賬五十萬美元者，有說他三小時活動收入二十四萬英鎊者。
國外的政治家退休後利用自己的聲望進行商業性演講、掙點外快，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比如，2005年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在多倫多演講，收費三十五萬美元，次日跑到加拿大的另一省份阿爾伯特演講，再收三十萬，兩天掙了七十多萬美元，一度成為新聞。美國前副總統、諾貝爾獎得主戈爾，一場演講收費十萬美元。不過，布萊爾的東莞之行，價碼實在太高。第一，他和克林頓同為前國家元首，而英國的ＧＤＰ不及美國的六分之一。克林頓是地道的世界領袖，布萊爾則不過是個國家領袖，怎麼講演費比克林頓高出二十萬美元？第二，克林頓講演收費，主要是在發達國家。三十多萬固然不是個小數，但大致不超過當地人平均年收入的十倍。加拿大人當時平均年薪，在三萬美元以上。布萊爾的五十萬美元，合人民幣三百七十多萬人民幣。如果東莞人平均年薪有這十分之一多，即四十萬左右，布萊爾的講演費雖然駭人聽聞，但總還說得過去。但是，東莞人究竟掙多少呢？
我曾一直主張中國要早日走出低薪陷阱，讓更多的人分享經濟發展的果實。許多經濟學家則指出我的說法不現實，稱中國企業支付不起高薪，甚至有說人民幣如果升值幾個百分點，許多企業就要破產等等。不久前，張五常更是大放厥辭，稱中國的許多貧困現象是自願的，比如他的朋友在東莞開廠，給六百多塊的月薪，居然招不到人！放著這樣的錢不去掙，你窮還不怪你自己嗎？
布萊爾二十分鍾三百七十多萬人民幣。在同樣的地方，民工一天幹十幾個小時，一周六天，一個月六百多塊，還不能嫌錢少！布萊爾和民工，還同屬于一個人類嗎？中國的企業，如果支付不起民工體面的工資的話，怎麼能支付得起布萊爾的講演費呢？為什麼一些口口聲聲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家，當看到過低的薪水在市場上喪失了競爭力時，不建議自己的朋友按照市場規律提高工資，反而罵那些拒絕市場價格之下的工資的工人呢？
這一問題，更進一步說明了我一貫的主張：市場經濟需要文化的滋養，並不僅僅是個經濟制度的問題。從伯克以來西方保守主義傳統中一個重要的基點就是：健康的制度往往要從其原有的文化中自發生成。脫离了本土文化的脈絡，憑空加上一個人為設計的制度，甚至深信制度萬能、理性萬能，那麼這種制度的運作，就可能帶來法國大革命那樣血淋淋的悲劇。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動輒把自己的思想說成是「理性的」，把老百姓的情緒說成是「非理性的「，要社會按照自己的「理性」設計的制度強行運作。殊不知，他們所謂的「非理性」，體現的是社會傳統的價值觀念、行為習慣、道德標準。如果把這些都掃平，給社會強加上自己的理性，那就如同法國大革命或者文化大革命一樣，會給社會的机體帶來致命的打擊。
這種「非理性」所代表的文化價值和習俗，時時制約著「理性」的市場規則。比如北美殖民地時代，殖民地資源丰富，勞動力價格高于英國本土，購買力也非常大。同時，因為處于邊疆地帶，工業品奇缺，英國的日常用品在殖民地就變得奇貨可居。當時在殖民地開店出售這些工業品的商販，自然也大發其財。但是，當時流行的生意指南等書中明确告訴這些商販：發財後不要穿戴太招搖，否則鄰居會認為你從他們身上掙得了不合理的利潤。
可見，在最自由的市場經濟中，經濟競爭受諸如「不合理的利潤」這類文化概念和社會習俗的約束。你有進貨渠道和資本，你冒了風險，賺錢是合法的。但是，你如果賣給鄰居的東西太貴，使自己的生活水準遠高于鄰居們，就不為社會道德所容。這種道德，用我們的話來說就是「仇富」，在客觀上制約了壟斷性的商業掠奪。
再看看東莞。東莞在改革這些年非常繁榮。這究竟是誰的功勞呢？如果按美國等西方社會的倫理，那一定是工人們的功勞，雖然企業家的功勞沒有人會抹殺。究竟企業家和民工的功勞誰大誰小，各占什麼比例，這當然可以爭議。不過，大家怎麼爭論，也絕對不會把功勞算在布萊爾頭上。如果一個企業給自己的職工過低的工資，卻花天價巴結外國的權貴，你不能想象這樣的企業在美國這樣的社會能站得住腳，在我們這里則很風光。
中國的市場經濟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企業不受社區倫理的壓力，老板發了財後，不覺得欠了給自己一天幹十幾個小時的工人什麼。民工不是自己的鄰居。大家的生活可以是天上地下。這樣，老板們的心思全花在如何和外國的權貴交往、進入世界富人俱樂部、赶緊「入流」上面，而不是顧及鄰居的感情、用公益和體面的工資使自己成為社區內厚道的成員。這樣，中國民工創造的財富就進了布萊爾們的腰包。他們拿了這筆錢遠走高飛，不會用來拉動中國經濟的「內需」，民工則連自己孩子的教育費用都無法支付，導致的不僅是內需貧弱，而且是下一代勞動力質量的低下。這樣的「市場」，能夠帶來長久的繁榮嗎？
~ 全文完 ~
[註1] Mark Bittman: Don’t End Agricultural Subsidies, Fix Them,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 2011。
[註2] 四月網﹕《茅于軾：中國目前的匯率是損人損己的匯率》，2011-12-19 。茅于軾提出「比較優勢」，那是新自有主義經濟學的術語，但我們相信茅于軾先生根本不懂這個術語的意義內容，單純是鸚鵡學舌。我們會在下一篇文章解釋這個新自有主義術語。
[註3] 〈大國民〉﹕這個20%是不準確的，因為美國有一個〈黑色預算〉(Black Budget)，獨立於整個議會制度之外，不受國會或總統監控，美國公民當然亦無權過問。如果〈紐約時報〉的報導是準確的話，2008年的〈黑色預算〉為320億美元 [註4]，但這類報導通常屬於宣傳系統的「釋疑操作」，將已是公開的秘密化約為「公民可以接受的程度」﹕第一，數字必然偏低，既然國會亦無權監察，〈紐約時報〉的記者不可能知道準確數字，因此文章中的數字肯定是由「有關方面」提供﹔第二，文章給人一個「國防開支」的印像，事實上，由〈黑色預算〉支援的項目也是黑色的，這個才是〈黑色預算〉得名的主要原因。〈此外，黑色預算〉只不過是美國政府內部眾多「黑色」項目之一，由此間接可見美國有「政府內有政府」(a government within a government) 的現像出現。
[註4] WILLIAM J. BROAD: Inside the Black Budget,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 2008。